im体育中国的教育体系,从中学到大学,长期以来都将价值教育等同于思想教育,无论多好的观念和理论,一旦强行灌输,就成了教条,难免窒碍自由心灵的自由发展。思想自由是大学不可动摇的基本价值,而在自由之外,一所大学还应有更多高远的理念,包括鼓励学生热爱真理、追求公义、平等待人、重视环保、关怀弱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等。
大学教育有两个基本使命。第一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丰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社会。这两个问题均牵涉价值判断和价值实践,我称其为价值教育。可以说,培养学生成为有智能有德性、具批判力和社会承担的知识人,是大学教育的目标。
很可惜,到今天,价值教育已现危机。很多大学已不再视承传、捍卫和实践人类价值为一己使命。用来肯定自己存在价值的,更多是大学排名、收生成绩、毕业生出路、论文数量等。在大学课程中,学生亦少有机会认真思考道德是非、人生意义及社会公正等问题。这带出几个问题。一、价值教育的重要性在哪里?二、价值教育为什么会被边缘化?三、如果重提价值教育,方向应该是什么?
价值问题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价值。人的独特之处,是能够作价值判断,并由价值指导行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会选择做对的事im体育,过好的日子,坚持某些信念,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而要活得好,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评估,确保自己作出正确选择。
简单点说,因为人有价值意识,所以意义问题必须由价值来支撑;因为人有反思意识,价值的规范性必须得到理性主体的认同。所以,大学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和反思意识得到充分发展。关键之处,是容许学生自由探索不同的价值问题,包括阅读人类文明的种种经典,讨论当代社会的政治及伦理议题,以至对一己心灵的不懈内省。没有这一过程,我们难以理解自我,也无从肯定生命的价值立于何处。
价值的实践,必须在社群当中进行,因为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活在种种制度和人际关系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彼此的权利义务和合作所得应该如何分配等,是公共生活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人也活在自然之中。但经过数百年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人类完全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并导致巨大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保育和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迫切议题。
由此可见,从人与自身,到人与社会,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牵涉价值教育。我们作为价值存有,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价值,而是如何发展人的价值意识,如何论证和肯定合理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实践有价值的生活。这些都是大学教育的任务。
既然如此,为什么价值教育在今天愈来愈不受到重视?这是很大的题目,这里我只谈四点。
例如大学将大量资源投向热门的职业导向课程,滥招学生,漠视质量。而在评核教育成效时,则往往只以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环境下,价值教育将难以展开,因为职业训练基本上是工具理性的思维,目标早已由市场定下,不容置疑,剩下的只是教导学生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目标。和这个目标不相干的价值,要么被忽略,要么遭压抑。
工具理性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整所大学均着眼于此,却没有提供足够的知性空间,容许学生对市场社会的主流价值作出反思批判,那将严重窒碍学生的价值意识的发展。
第二,在以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主导的现代大学,常常主张知识生产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并将所有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搁置。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价值命题都是主观和相对的,因人因社会因文化而异,不算真正的知识。大部分学科因此纷纷从价值领域撤退,声称只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作中性解释。因此,商学院的目标,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运作;理学院的宗旨,是解释经验世界的内在规律;法学院的精神,是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律师。问题却非如此简单。商学院的学生,难道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而对其导致的社会不公及异化宰制毫无反思?理学院的学生,难道只应埋首实验,却对基因工程、复制人以至核能发展等引发的伦理问题漠视不顾?而捍卫人权法治,难道不应是法学院学生的基本关怀?
广义一点看,所有学科之所以有存在必要,必然是因为我们认定其对人类文明的承传发展有所贡献。一旦承认这些价值,以中立之名拒斥价值教育的做法,实际上有违大学教育的理念。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系,从中学到大学,长期以来都将价值教育等同于思想教育,并要求所有学生接受同一种思考模式,严重伤害他们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但人不是机器 ,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思能力和自主能力的个体。无论多好的观念和理论,一旦强行灌输,就成了教条,难免窒碍自由心灵的自由发展。
最后,价值教育在今天举步维艰,更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早已合理化自利主义,使得人们不自觉地相信个人利益极大化是做所有事情的最终理由。
风气所及,自利贪婪不仅不再被视为恶,反而被当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并在制度和文化上大事宣扬。如此一来,所谓幸福生活自然被理解为个人欲望的满足,而道德考量则被视为对个人利益的外在约束。“只要不被人发现,什么都可以做”遂被广泛接受,伦理规范则逐渐失去内在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