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党委宣传部特在【学习园地】中开设“他山之石”栏目，搜集兄弟高校深化改革中探索、做法与经验，以供我校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思考和借鉴。此次推荐刊载于《的《守正创新：回归大学的根本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一文。
“回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回归大学最本质的职能，回归大学重视教学的传统，回归大学管理者对大学核心价值的坚守。
大学应当守正创新。当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教学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与核心竞争力。
无论是从“理念政策组织”的角度，还是通过“宏观中观微观”的方式，这些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共同点是，注重“顶层设计”，形成体系并相互衔接。
在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大学的声音》、《高职的前程》、《大学的治理》和《大学的转型》等大学系列访谈录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于近期出版了《大学的根本》访谈录。在他看来，前四本关注大学宏观层面，第五本在于认真地探讨一下人才培养这个看起来比较具体的话题。
为什么要提出回归大学的根本？黄达人认为，“回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回归大学最本质的职能，也就是人才培养。二是回归大学重视教学的传统。三是回归大学管理者对大学核心价值的坚守。诚然，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治理结构、人事制度、科学研究体制、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也很重要。然而相比之下，能对学生产生更直接、更本质影响的还是教学方面的改革。
在开始访谈之前，他专程到厦门大学拜访潘懋元老先生。潘先生认为，在好的大学，讲内涵建设也就是指课程体系建设。我们虽然没有必要照搬欧美大学的制度，但国外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可以借鉴和研究的。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黄达人重点访问了十几位国内一流大学的院长，他们都曾在国内接受教育，又到海外深造，并任教于国外高校，然后又回到国内，像“四个一”：施一公、饶毅、钱颖一和陈十一等。他还访问了几位对人才培养工作有深刻理解的大学校长，像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以及西北工业大学校长汪劲松，请他们谈谈人才培养工作的理念以及他们在教学改革方面的做法。
黄达人说，访谈下来，大家有一个共识是：大学应当守正创新。面对未来的挑战，大学确实必须创新。但大学更要“守正”，要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坚守大学的核心价值。当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教学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与核心竞争力。
问：黄校长，厘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界特别关注的话题。您选择《大学的根本》作为访谈主题，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答：大学当然要做科学研究，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究竟孰轻孰重，见仁见智。只要论了轻重，就都存在着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对立起来的意味。
澳门大学赵伟校长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算机暨网络系统分部主任，关于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曾有名牌大学的学者向他提出建议，认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应该让排名靠前的大学申请，而不是每个学校都来分一杯羹。那位学者还声称，让名牌大学来承担同样的科研项目，需要的成本一定比普通大学要低。在经过一番调查后，赵伟校长向那位学者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使命不仅是支持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一视同仁地对所有学校提供支持，从而帮助他们培养人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也在对比中美大学后得出了结论：我们对美国著名大学在认识上有一个重大误区，就是只关注其学术研究水平，却忽略了他们的本科教育，而后者才是这些大学特别厉害的地方。
对研究型大学而言，更加需要厘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对“研究型”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有人认为，区分是否“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因而提出要增加研究生的数量。也有人认为，研究型大学就是要把研究做好。然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在对比中美大学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对美国著名大学在认识上有一个重大误区，就是只关注其学术研究水平，却忽略了他们的本科教育，而后者才是这些大学特别厉害的地方。
所谓研究型大学，是要将科研作为本科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是说，科研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武汉大学副校长、时任测绘学院院长李建成认为，研究型是要以科研带动人才培养，把科研成果及时地渗透到教学当中。国家现在提出“万众创新”的口号，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就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我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除了要经历我们常说的实验、实训和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其实科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下一步南大的一个工作重点是研究性教学，突出科学研究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强调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人才的大学教学。
问：去年，中山大学举行90周年校庆，校庆活动的宗旨之一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校友。”我很欣赏这句话。作为中山大学老校长，您怎样看待这一校庆宗旨？
答：我认为，这体现了大学的本质，即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浙江日报》曾就大学的理想这个话题对我有过一次采访。大学为什么而存在？大学的理想又是什么？这些关于大学最基本的问题，在我做校长的十二年里却很少有时间去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受到当初为学生做得还是太少。后来我想，学生才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大学的理想就是要帮助每一个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学要关注每一个学生，因此，我们在实施诸如拔尖人才计划时，应该更加关注所有学生的成长。南京大学原计算机系主任、软件学院院长陈道蓄就谈起，“曾经有老师说，在一流大学，只要把100个学生中的前25个培养好就足以保证学校的声誉了。”但是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应该关注每一个学生，“因为他们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就是100%。”杨玉良校长也提到，复旦大学对进入教育部“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并没有把他们独立出来，而是保留在原来的班级里，只是增加了部分课程。
很多大学对人才培养的定位有统一的表述，但我认为，同时更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学生更多选择的机会。南京大学提出“三三制”的教学改革计划就是以因材施教为出发点的，提出了“三个阶段、三个方向”。作为大学，应该有更多的模块供学生选择，学生既可以从这个模块毕业，也可以从另一个模块毕业。不同模块的差异性比较大，学生可以选择能发扬其长处的模块，找到适合自己的毕业通道。对此，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做法是，通过课程组合，形成一条条成才的路径，提供给学生。
为什么要明确大学本质？我认为，这涉及到学校本位和教育本位的问题。从学校本位出发，我们往往追求办学上的成绩，在乎量化指标，关心大学的排名，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前25%的学生身上；但是从教育本位出发，才会真正地以学生为本，关心每一个学生，重视教学。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大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说，“在大学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重视学生。见学生的时候，都特别不好意思。”为此，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北大医学部做教学上的改革，现在觉得可以坦然面对学生了。
问：目前，很多国内一流大学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南京大学就把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基础工程。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本科教育？
答：我认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南京大学陈骏校长的观点我就很认同，他提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该有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能安下心来重视本科教育，从校长到教师都重教爱生，大学就不会浮躁，就能正本清源，回归大学之道。”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提到，复旦大学这些年把重点从招生转向校内培养。以前国内这些一流大学之间在生源的竞争上很激烈，甚至发生过摩擦。而他认为，实际上，对于学生水准和能力的划分，主要是看分数段，同分数一段的学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么多学生进大学学习，如果出来以后大多是个人物，这才是大学的真本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也在反思，很多优秀的学生考到医学院来，如果大学的教学和师资水平对不起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我们又何必把分数线拉高这么多？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探索，上海交大医学院提出的办学理念就是“让一批今天优秀、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能够和不断超越自己。”
回归大学的根本，在我看来，现代大学面临的选择很多，大学的管理者需要克服浮躁，平心静气地去面对大学这一最根本的使命。
问：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请问黄校长，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教学改革是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答：教学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深水区，既要触动灵魂又要触动利益，教学改革依然是一场攻坚战。
中国的大学发展到现在，不重视教学的大学管理者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对教学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口号多行动少，宏观多微观少。我认为，我们还远没有达致真正重视教学的境界。
即便是在我看来教学改革做得比较深入的南京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也是如此。陈骏校长坦言，“在南大，教学改革，没有十年二十年干不下来，更不要指望三四年就能立竿见影”。时任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志义也告诉我，目前改了300多门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只占总数的10%-15%。
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思维。大学的管理者往往被一些项目牵着鼻子走，无法在校内进行战略规划，从而对于人才培养这样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的事情缺乏真正的动力。当然，我们知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在当下的财政体制中，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助高校更多地争取资源。但是我认为，工程化、项目化、碎片化、数量化做法的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二是需要我们审视大学管理者的自我定位。我们总是说大学与政府不一样，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学的管理者其实也在做政绩工程，追求数据上的表现。对于教学、人才培养这些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显示度的工作，显然没有倾注足够多的精力。作为大学的管理者，究竟要不要关注指标？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时任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东西，大学要有独立于外界评论的气度和从容。
三是教师的自我革命。任何教学改革，如果没有教师的参与，都是没有意义的。教师尤其是大牌教授对于教学改革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教学改革，必将触及每一位教师。兰州大学原草地学院院长南志标说，要通过学科带头人才能推动课程体系的改革。如果学科带头人不动，是没法推动教学改革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专业建设和教学计划的制定上。
我曾参与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的一些工作，一个体会是，在制定本科专业目录时，一些著名教授都会坚持保留自己的专业，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看成是一个阵地。同样，在大学里，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一些教师，尤其大牌教授会认为自己的课是本专业的核心课。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课不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的学时数很难减下来的原因。对此，饶毅表示：“现代生物学的核心课程只有四门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学好这四门核心课程，现代生物学的框架就能基本掌握。”作为一院之长，他甚至认为连自己研究的神经生物学都不应是必修。陈十一谈及当时在北大工学院所做的改革，他说，对待教授，首先不能仅仅把改革的责任压给他们，而是要把改革的成果给大家分享，这样就比较容易得到教授们的支持。
答：这些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共同点是，注重“顶层设计”，形成体系并相互衔接。在推动教学改革时，要关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首先在校内形成人才培养定位的共识，并根据这个定位匹配相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明确人才培养定位是大学教学改革的逻辑起点。明确了人才培养定位，像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都可以围绕定位来制定。林建华校长就表示，他在重庆大学和浙江大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厘清人才培养定位，然后根据这个定位，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方案。
第一，不同大学要有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就我访问的情况来看，国内一流大学普遍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例如，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定位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又如，复旦大学在提出“坚持通识教育的培养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自我管理，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人才”的培养定位以后，全校开展通识教育，连专业课程都按照通识理念去设计。再如，南京大学在实行“三三制”改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人才培养目标做出重大调整。过去，南大一直致力于培养各个专业的专门人才，后来则把这个目标改为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通过实施通识教育，让学生的眼光更宽，将来能够参与世界性的竞争，通识教育的课程就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设计的。而地方本科高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比较强调通用专业的服务面向。
第二，不同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不同，方式也不同。在访谈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不同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访问了文、理、医、工、农等领域的学院院长。他们作为本学科的代表，说出了很多自己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特点和做法。以人文学科为例，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春声是历史学教授，曾担任过九年人文学院院长，他总结了人文学科的七个特点。特别是他认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实际上只对人文学科才适用。他还就人文学科的特点打了个比方：“一个家里最有用的地方是厕所，其次是厨房。家里最没用的东西，数来数去可以说是墙上挂着的那幅齐白石画的虾。但是家里有客人来了，你会带他去参观厨房和厕所吗？我想，大家坐在客厅评头论足讨论得最起劲的，恐怕还是齐白石画的虾。”因为人文学科的这些特点，在人才培养上，他提出，应该特别强调学术性阅读。
第三，同一学科在不同大学的定位也不相同。例如，传统综合型大学的工科就与传统理工科大学的工科不同。陈十一在访谈中提到了很多大学的一个共识，也是一个趋势，即在现在文理基础上建工科，与在传统理工科大学的工科不同，陈十一认为，北大工科定位是贴在理科边上的，贴在文科边上的，贴在医科边上，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去提倡创新，加强基础与能力的培养。他说，“如果重复清华的工科，就是北大工科的失败。”因为工科定位的不同，北大工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四种属性：基础性、创新性、综合性、国际性。
又如，如何在传统理工科大学里发展文科？张杰校长提出，上海交通大学的文科发展，方针有三条：一是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二是要做实证研究，发挥理工科优势；三是要走国际化道路。他认为，交大文科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于：文科发展起步晚，没有历史负担，后发优势明显；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理工科背景，有利于形成问题导向研究的大科学思路；有利于实现文理实质叉合作；有利于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有利于构建一种崇尚创新的学术文化。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由此带来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同做法。但我认为，无论是哪种人才培养的定位，都应该互相理解，不要因为别人的定位不同而批评别人。
第四，把课程体系建设作为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抓手。很多人认为课程体系建设是大学管理微观层次的事，没有提高到学校战略的角度。我认为，对于课程体系的关注，实际上是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核心。针对课程过多的问题，要改革课程体系；针对课程讲不深的问题，要鼓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上课；在不同的学校，课程体系建设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不管切入点是通识课还是专业课，两者都是大学需要改革的对象。
在课程体系建设里面，最重要的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目前，很多高校在提完全学分制，根据李志义的说法，学分制的本质是学生自主学习，包括自主选专业、自主选课程、自主选老师、自主选进度，前提是供大于求im体育，要在专业、课程、老师和学习阶段等数量上都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实施完全学分制才有意义。我认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主要的差距，恐怕就在于能否提供足够多的高质量课程。所谓内涵建设，可能最重要的是课堂的数量和质量，说到底就是把每一门课的质量提高。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网络课程，如慕课等，可以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我认为，慕课的出现，的确对传统课程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带了教学理念和手段上的革新。但是我认为，推广慕课同时需要线下课程的配合。因此，信息时代的到来，反过来，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问：我看到您有一个观点：回归大学的根本，绝不意味着对现在所走道路的怀疑、徘徊甚至是后退。中国的大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在教学改革方面，您认为当务之急从哪些事情抓起？
从外部来讲，改变现有的大学拨款体制。减少碎片化的竞争性项目评审，汇总拨款总额，在总额内做预算，采取分类总额的方式，按人员、共用、事业发展三大类，整体拨给大学，由大学进行统筹配置，同时要求大学建立起预算制度来进行对接。
从大学内部来讲，要提高内控的水平和能力。内控制度体现在教学上，就是建立起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前不久，我访问了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北师大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等国内三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他们的一个共性是对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着比较多的借鉴，他们普遍认为，为什么英国大学的教育质量能够得到保障？是因为有一套体系在保障它。
在这方面，我也参加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一些工作，对于目前在做的国内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有一些思考。我认为，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应该坚持以高校作为教学质量的主体。在进行本科教学质量审核评估时，与高校日常外部评估的侧重点不同，不宜过度关注高校教学的微观环节，而是应该看学校是否建立起完整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及是否在发挥作用。我建议，将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作为审核评估的重点，这也是海外高校的通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