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体育自7月9日上映以来,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拍摄的纪录片《大学》赢得了诸多好评和推荐。四位主人公关于人生关键抉择的故事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大学’既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亦是片中人物对‘the great learning’的追求。只要你还抱有理想,不管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代入其中。拍摄横跨了2018到2020年,无意间也记录下,清华从常态进入隔离,又恢复兴旺的过程。让这部作品既是有关于人的,也是关于这个特殊的时代的。”
“四个人物,四段人生,就像速写一样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模样。”
“拥有炙热和坚定的理想,浑身发光,充满力量,让人热泪盈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平衡了艺术性与大众性,难忘星空的震撼与玻璃上绽放的烟花)”
孙虹(左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6级本科、10级硕士毕业生,19级博士在读;
王静(左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1级本科、15级硕士毕业生,20级博士在读;
大学有三个含义:第一是空间概念,就是大学校园,是很多大学生也许奋力学习,也许稍微“摸鱼”的地方,也是青春美好回忆发生的地方。第二是时间概念,是每一个人读大学的那几年,因为大家入学时间的不同,和社会交互的情况也不同。第三是一个生命历程的概念,是指每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人生主体价值观、学着走向社会的一段重要的生命片段。在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努力学习又似乎不太学得会;我们恋爱、失恋、又继续恋爱;我们遇到良师挚友、挫折困苦、机遇成长;我们有点理想,也有点害怕实现自己微小的理想。
影片的中文名叫“大学”,而英文名是“The Great Learning”,是“大学之道”的大学。因此虽然影片是以清华为拍摄对象,但其实我们更多地是想通过清华这样一个个例去窥探大学精神的一隅,去阐释大学精神对个体的影响。
在开始拍摄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设想,那就是希望拍摄一些正在经历人生阶段的转折的人,因为每个人在跨越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之时都需要抉择和适应的勇气,而这些人生决定的背后又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和大学给予个体的影响。同时由于大学是由“教”与“学”、“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因此我们最开始对人物的设想就是一位新生、一位毕业生、一位即将入职的新老师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在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框架后,我们开始寻找比较适合跟拍也愿意接受我们拍摄的拍摄对象。
我们第一位确定的人物是严韫洲。因为我们是2018年4月底开拍的,当时距离2018年高考已经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联系了一些中学,想跟拍一些有意向报考清华的高三学生,但最终是否能如愿进入清华,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学的老师们为我们推荐了一些不仅成绩优异且心理素质较好的学生,建议我们在不影响同学们复习的前提下进行少量的拍摄,而严韫洲就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严韫洲同学在自己的努力下如愿进入了清华大学学习。
第二位确定的是宋云天同学。他是一个非常友善且具有亲和力的同学,曾自发在自己的宿舍楼里推行过一个名叫“解忧信箱”的小尝试,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烦恼投入信箱,同时拿走一颗糖果,第二天还能收到关于烦恼的回信,而宋云天自己就是那个回信的人。当时我不在那个宿舍楼,因此非常羡慕,同时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很有趣的人,所以我就建议邀请他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但很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代表整个个体,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是很多的,宋云天只是毕业生中的一员,我们很感谢他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毕业故事。
第三位成为我们拍摄对象的是蔡峥老师。当时我们陆续拜访了一些正在求职清华的老师,其中蔡峥老师的研究领域和科研方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听起来十分浪漫的“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但其实在进行天文观测时是很孤独的,但他们所坚持的这个事业代表了人类对于宇宙和未知的探索。除此以外,当时恰逢清华大学天文物理中心申请成立天文系,因此在以蔡峥老师为拍摄对象的同时,也能从侧面记录清华大学的学科发展。
第四位是钱易老师,我们都习惯亲切地喊她为钱奶奶。钱奶奶是所有人物里最后一个答应我们的拍摄邀请的im体育。我们之所以想拍摄她的故事,首先是因为我们三个导演本科时都上过她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这是一门在钱奶奶的倡议下一开就开了二十多年的公选课,向清华学生普及环境保护的理念,在我们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授课亲切、学问扎实的良师。但是,钱奶奶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她最开始不希望我们把镜头对准她,而是希望我们把更多地拍摄清华的其他老师。但正由于她的谦逊,更坚定了想拍摄她的意愿,去呈现她身上所体现的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
最后,我们给钱奶奶手写了一封信,向她解释到,其实通过拍摄她的工作和生活可以非常自然地呈现许多跟她年龄相仿、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一辈清华教师,展现清华人之间的代代传承,正如影片里后来出现的许保玖老师、陈志义老师等。在手写信诚意的加持之下,钱易老师才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拍摄。
谈到理想,我们在电影中描绘了四位主人公的理想,但在电影之外,对我们三位导演来说,其实做纪录电影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因为大学的培养而做出的最重要的抉择。就目前的电影市场环境来说,做纪录电影是很难的,尤其是人文类的纪录电影。我们整个创作团队都是来自于清影工作室,也就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学生和校友。
我们最早接触纪录电影是受到我们的导师,也是《大学》的监制雷建军老师的影响。从《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大河唱》到现在的《大学》,我们看着学院的老师为此努力,也渐渐成长起来加入其中。正如《大学》片中张超老师对云天说“清华人的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它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在清华成长起来的我们把做纪录电影作为我们追寻意义的方式。
虽然电影主人公是四个和清华相关的人。但我们想反映的是大学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内核,也就是我们片名中想体现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在拍摄这个影片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大学是理想永远年轻的地方,希望每一个离开大学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都能不忘大学时代的青春与梦想。
我在钱易先生的身上看到了教书育人理想的代代传承,她从自己老师的手里接过了教书育人的使命。在蔡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为祖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以及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将未知变成已知的渴求。在宋云天身上,我看到了青年人并不是“独善其身”的,他们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愿意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真正脚踏实地地前行。在严韫洲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可以快乐很久,可能只有为了自己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学习的意义。
我觉得无论是清华还是非清华的观众,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青葱年少时的自己,回想自己的大学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可能分外精彩,也可能因为虚度而遗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影片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他们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和坚持,能够带给观众更多面对生活的勇气。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想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电影里的几位人物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离观众或远或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我们在成年后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电影当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的时代也有关。
《大学》问世后,口碑高于预期,排片低于预期。相比票房,我们更重视电影的口碑,最近从四面八方回来的反馈也让创作团队觉得振奋和感动。虽然现阶段排片的情况不是很好,其实这是纪录电影进院线的一个共有的现状,但总的来说其实,我对观众还是挺有信心的。
现在的观众对电影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互联网口碑系统逐渐完善,我相信慢慢地,纪录电影会有出路。比如豆瓣开分前,《大学》想看的人数是两千多,等到开出8.0分后三天,想看的人数就涨到了1w+,最近随着观影人数增加《大学》的评分又涨到8.1了。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太多商业上的诉求,但确实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大学》,关注纪录电影。
纪录片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我们不能24小时干扰我们的拍摄对象,也无法拍到生活中所有的面。拍摄过程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我们没有办法未卜先知。但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也许能弥补部分遗憾,但同时也会有产生新的遗憾,所以我会选择珍惜每一个拍摄的当下,尊重当时的决定。
随意畅想的线周年的时候,再拍一下这4个人物的现状吧。此外,回过头看《大学》的话,其中的四个人物站在人生的临界点上,再有一次拍摄机会的话,关注同学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错的内容,以及校友也是一个我们没有重点涉及但很有价值的群体。
很想感谢观众,这观影的110分钟其实是创作团队、被拍摄对象和观众共同合作带来的观影体验,每一个观众的个体经验和影片的互动对我们来说都很珍贵。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珍惜每一个观众,我愿意为了想看纪录片的每一个观众继续努力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