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体育日前，上海有关部门从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档案里发现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即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第一张瞿秋白名片，正面为“瞿秋白”三个字，铅印，竖排，居中，没有头衔，也没有其他文字。背面光版，用毛笔竖写几行小楷行书：
吳稚晖（1865—1953），原名脁，后改名敬恒，学名吴纪灵（又称寄蛉），字稚晖。他的老家在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1912年并入武进县，今为常州市武进区）雪堰桥镇的一个耕读之家，家境贫寒，时常举债度日。吴稚晖5岁丧母，由外祖母带大，住在无锡城郊的江尖（距离雪堰桥镇20余里），直至考取清朝举人之后。1898年6月，吴稚晖到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任教，1901年留学日本。后因“苏报案”，再次流亡海外。
吴稚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早年鼓吹反清革命，被迫流亡海外，出版《新世纪》报，宣扬无政府主义。他接受后，加入同盟会。1919年，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任校长），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得以成行的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等人。尽管激进学生尖锐抨击吴稚晖，但是留法勤工俭学一事影响依然深远。
1924年起，吴稚晖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吴稚晖支持蒋介石清党活动，大骂和陈独秀父子，并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关押的消息告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不久，陈延年被杀害。抗战时期，吴稚晖痛斥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夫妇、褚民谊等汉奸。1945年9月3日，到重庆谈判时，不计前嫌，不抱旧怨，先后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等人，其中也有吴稚晖。一说未见到吴稚晖，一说吴稚晖“不允接见”。
吴稚晖学贯中西，生活淡泊，致力教育，得到蒋梦麟、胡适等人高度评价。但是，他的言行“率性而为，外方内方”，成为“放荡不羁”的一个脚注；甚至有人说他是个“傻蛋”，或曰：“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吳稚晖34岁执教时，瞿秋白出生（1899年1月29日）于常州府阳湖县青果巷86号八桂堂天香楼（现为常州市区内），说起来他俩是同乡，只不过有城内和乡镇之分。
瞿秋白从小生活在一个破落的“士的阶级”家庭里，受到瞿氏大家族的各种影响，例如注重道德修养，有内省倾向，注重乡情、人情和实际世务。同时，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庭所处的畸形地位和“痛，苦，愁，惨”的生活逼迫，又使他从小面对残酷的现实，逐渐生成反叛意识。另一方面，瞿秋白也浸染了中国“士的阶级”的传统文化影响，受到良好的艺术教养，包括父亲文人习性的潜移默化和母亲的谆谆教导。这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一直伴随着瞿秋白成长。他走进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行列后，他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道德准则和政治理想逐渐发生变化，形成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远大的社会变革抱负，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8月《太平洋》第4卷第1号、第3号，连载吳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长达3万多字。吳稚晖自由发挥阐述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似是而非地评析一通。此文背景是吳稚晖与丁文江、胡适为论战一方，对方是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的话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实际是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
这时瞿秋白已经从莫斯科回国，随同迁移的中央机关到上海，参加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同时，他参与建设新型的上海大学，后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以及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表明了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场论战的评判式总结。换个角度来看，瞿秋白也是想为丁文江、胡适论战提供新式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这与吳稚晖自由发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相差甚远。
瞿秋白撰文批判梁启超、梁漱凕、辜鸿铭等“东方文化派”时，构思了一则奇特的《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潄溟及吳稚晖》杂文，甚至渗入“荒诞小说”的意味。
文中出现孙行者、猪八戒、唐僧师徒三人，猪八戒在高老庄招亲后正在酣睡，恍惚中听到师傅唐僧的教训，其“教训”即是“西化派”吳稚晖的言论：“真美善是没有的，是幻执的。变起来只有苦趣……”猪八戒听一句，点点头，似乎很有味，谁知他是在打盹，睡熟了。唐僧没法，捧着破钵，来回踱步，无可奈何。忽然，孙行者十万八千里外一个觔斗云，从天翻落，他大声说了一通，却是吳稚晖鼓吹的另一套：“真美善是有的，是无穷的，变起来终能较真又真……”这显然与唐僧说的互相矛盾。孙行者见猪八戒没反应，举起金箍棒打下来。猪八戒被惊醒，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念着梁漱凕的“中西调和论”——《新中庸》。最后，猪八戒“不能向前，也不能向后”，想想还是中国古代圣贤的“中庸之道”——“东方文化派”的核心观念最好。
此文把《西游记》“高老庄招亲”的故事，改编为形象化的“中西文化纷争”，让神话中的人物改说现实生活中的学术语言，其境其言其事的“怪异”，产生强烈的喜剧讽刺效果。全文未见一句直接的批判言论，都是通过形象的反差、言论的矛盾，互相衬托，生动地揭示出“西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各自的荒谬、消极的观念，指出他们“殊途同归”，都是阻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最后还说明，此文中“凡是‘’记号里的话都是抄袭吳稚晖先生之《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并写出该文的出处。瞿秋白的引文“抄录”吳稚晖原文时，仅改动个别文字和标点。
这是瞿秋白与吳稚晖首次文字上的“交往”，但是未见吳稚晖的回音。他俩第二次“交往”则是1924年夏天的事情。那时上海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夏令讲学会，邀请社会名流前来讲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是讲学的主角之一。讲学的第一个星期，瞿秋白（新经济政策）、何世桢（全民政治）、董亦湘（人生哲学）、施存统（社会进化史）、陈望道（美学概要）轮流讲学（括弧里是讲学内容）。
瞿秋白的讲稿发表于7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署瞿秋白，后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题为《新经济政策之意义》。该文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过渡时期的基本制度、俄国内战时期状况，以及新经济政策内容及其重要意义。该讲稿与《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构成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现代社会学”系列讲座。
吳稚晖也被邀请在上海大学里举办的夏令讲学会，安排在第三个星期。1924年7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上海夏令讲学会消息》披露：卲力子讲述中国宪法史，叶楚伧讲中国外交史，李春蕃讲帝国主义，何世桢讲诉讼常识，吳稚晖讲注音字母，胡愈之讲世界语，刘一清讲五权宪法。“天气虽热，但听讲者仍甚踊跃。”
吴稚晖早年学习世界语，并在国内外刊物上竭力宣传推广，曾与蔡元培共同创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并积极倡导注音识字运动。吴稚晖的初衷是为了文盲的妻子，发明便于书信交流的“豆芽菜”文字，今称“注音符号”。他认为研究注音文字就是研究救国良策，并编了一本《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等。
瞿秋白早年第一次赴苏俄采访时，已经开始注意研究汉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此后，他拟出《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又进行修改，改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这是他设计较好的拼写汉字的方案，已接近于解放后全国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但是，瞿秋白一直没有机会与吴稚晖交流文字改革的看法，吳稚晖到上海大学里举办的夏令讲学会讲述注音字母时，瞿秋白已经赴广州开会去了。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是一位著名的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他早年支持列宁，成为布尔什维克，曾赴瑞士会见列宁，熟悉列宁办《火星报》等活动情况。1906年4月，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仅与斯大林并排就座，还多次投票支持斯大林的意见。会议结束后，鲍罗廷回国，遭到逮捕，在选择流放西伯利亚或放逐国外时，他选择了后者，在美国度过了就读大学、创业和建立家庭的移民生活。后经列宁召唤，鲍罗廷放弃优裕生活，返回俄国，在苏联政府外交部门工作，他秘密出访欧美许多国家，留下不少传奇故事。1922年8月，他在英国被捕，次年2月获释。
1923年7月31日，根据斯大林建议，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征询意见：任命鲍罗廷（1884—1951）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年8月至1927年8月，鲍罗廷在中国广州、汉口等地度过了难忘的4年，把自己的名字与震惊世界的中国大革命一起铸刻在20世纪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他的历史功绩和错误所产生的种种影响都远远超出任何一位驻华外国顾问，也给现代历史学家留下许多争论不休的课题和疑问。
鲍罗廷来华使命，除了按照俄共（布）组织模式帮助改组，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之外，还要指导的具体工作（武汉时期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也指导中央的工作），参与制定中国革命的重大决策，提出建立一个新型国民政府的设计方案。在列强激烈争夺半殖民地中国土地上，努力筑起一个红色反帝堡垒，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促使东南亚、中亚和远东联成一个强大的反帝阵地。这不仅要让苏联尽快摆脱由于西欧革命一系列失败而被列强包围所形成的被动局面，而且在东方找到强大的支持力量，建立起反帝的外围屏障，从而赢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宝贵时间，对于世界革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鲍罗廷刚来华时，由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兼助手。1925年初召开四大后，由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张太雷接替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直至大革命后期（武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随鲍罗廷上庐山，商谈此后中国革命的新方针政策等问题。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这与事前鲍罗廷的大力推荐分不开的。因此，瞿秋白与鲍罗廷的关系非同寻常，即使鲍罗廷返回莫斯科受到严厉审查，也未中断与第二次赴莫斯科工作的瞿秋白之间的私人关系。
新发现的瞿秋白名片后面的几行字打破了世人的思维惯例，瞿秋白与鲍罗廷、吳稚晖“破例”同时出现在各自行踪轨迹的交叉点上，这里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1924年6月中旬，二是1925年5月上旬。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一大”，通过大会宣言等重要文件，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年轻的瞿秋白密切配合鲍罗廷的工作，展示了出众的才华，进一步得到鲍罗廷的信任。
吳稚晖对于的言行有很深的成见。不过在“一大”上，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吳稚晖对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示认可，并不像那些代表海外华侨势力的冯自由、邓泽如等人那样激烈反对。在这次大会上，吳稚晖等人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接着举行中央执委会一届一次全会上，吳稚晖为驻沪监察委员，其任务是监察当地党部及党人行动，开列报告给中央执委会或上海执行部。
“一大”结束后，吳稚晖忙于赶回上海，因事前通过商务印书馆，与黄炎培、黎锦熙、张世鎏、庄喻等人筹备上海国语师范学校，设在闸北天通路粤商医院对面。该校以专修国语，培养师资力量为宗旨，分为普通科、高等研究科，将开办短期讲习科、补习科、平民学校等，吳稚晖担任校长，寒假后开学（1924年2月20日正式开课）。同时，吳稚晖公开发表《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一文，呼吁重视平民教育，把推广拼音字母和国语作为平民教育的主要手段，认为普及平民教育就能轻易而举地解决广大贫苦民众的问题。当时开展的实践中，吳稚晖起了重要作用，积极设立国语师范学校，能够解决迫切需要的国语师资问题，并且他亲自授课。该校培养了一批批毕业生，成为国语统一运动的生力军。
“一大”上，瞿秋白由孙中山点名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并奉鲍罗廷之命返回上海，参与上海执行部工作，改组上海《民国日报》，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一份新型大报。因此，瞿秋白与驻沪监察委员吳稚晖成为上海执行部的同事，在有关会议上双方见面。虽然他俩之间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双方知道对方的背景，心照不宣。
返回上海的瞿秋白是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特殊联络员，经常写信给鲍罗廷，汇报上海国共两党的有关事情，其中有些信保存下来了，均为俄文写的。
1924年春天，鲍罗廷应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之约，3月8日自广州启程去北京，协助处理与北京政府谈判的棘手问题，5月30日双方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6月10日左右，鲍罗廷南下抵沪，与早已等候的夫人汇合，15日乘船返回广州。在沪期间，时为上海大学学生im体育、共青团员杨之华前往鲍罗廷夫妇主处汇报工作，瞿秋白在一旁翻译，此事给杨之华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她成为瞿秋白的妻子，并写入《回忆秋白》的专著里。
鲍罗廷在沪期间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其中包括接受苏联驻沪领事馆的问题。苏联驻沪领事馆原为俄罗斯帝国领事馆，最初设在英租界福州路附近，1914年6月选中新址建造新馆，即瞿秋白在名片上写的“黄浦路一号”，今为虹口区黄浦路20号，靠近黄浦江与苏州河合流处，对岸是黄浦公园。
新馆由德国建筑师汉斯埃米尔里勃设计，华商周瑞记营造厂承建，1916年12月建成。这是一座四层带阁楼的假五层建筑，砖石结构，底层为办公室和会议室，二层为领事和副领事住房，三层为总领事和副领事住房，半地下室和假四层为厨房、餐厅、储藏室和工作人员住房。屋面有弧形尖顶老虎窗，设有一座两层瞭望塔楼，上面树有旗杆。
1924年6月11日（星期三），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俄领署移交问题俄侨管理局书记之谈话》消息：
大晚报云，据苏俄方面人士声称，本埠价值百万元之俄领事馆及地产（在外白渡桥转角黄浦路），定于本星期五日移交本埠苏俄代表接收。唯管理俄侨事务局书记茂慈勒氏，今日午时对本报代表否认该局已接到迁让之通知，茂氏谓此项政府产业移交问题，今日北京外交团正在讨论，可知未必能先行决定日期将俄领署移交苏联代表。即使日内接到通知后，局中清理各务，至少须经数日，亦不能令局中人员三四日即行迁出。……
“本星期五”即6月15日移交苏联领事馆，这是转载《大晚报》的消息。但是，“管理俄侨事务局书记茂慈勒氏”说是没有接到通知，而且北京外交使团从中作梗（报载拒绝交出在北京的原俄国大使馆），即使接到通知，也至少三四天以上。结果移交苏联领事馆一事拖延下来，经过几番周折，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苏联领事馆，10月5日正午12时举行升旗仪式。
因此，第一个时间节点——1924年6月10日至15日鲍罗廷在沪期间，不可能委托瞿秋白邀请吳稚晖，到“黄浦路一号”苏联领事馆去作客。
第二个时间节点——1925年5月上旬之前，中国政治舞台发生了一系列大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冯玉祥等人邀请孙中山北上，鲍罗廷等人先后赴京。1925年1月28日上午，孙中山住进医院之前有一种预感，下令中央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吳稚晖、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等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此机构成为孙中山入院后处理一切政治事宜的临时最高政治机构，每星期开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鲍罗廷、吳稚晖等人多次开会讨论各种问题。
孙中山不幸病逝后，1925年3月19日，鲍罗廷、吳稚晖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移灵出殡仪式，张继、于右任、林森、汪精卫、李大钊等人轮流抬灵柩，随后是左右两列执绋队，左执绋由吳稚晖带头，鲍罗廷在右执绋队列里。
4月，鲍罗廷、陈友仁等人坐上前往张家口的火车，鲍罗廷与冯玉祥进行了“颇著成效的长谈”，随后（5月初）就有一个苏联顾问团出现在张家口。5月上旬，鲍罗廷辗转到上海，随后继续南下赴粤。在上海期间，鲍罗廷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见面商谈，同时，鲍罗廷很有可能委托瞿秋白邀请吳稚晖。不过有几点说明：
一，瞿秋白与鲍罗廷、吳稚晖同时出现在上海的时间节点很少，根据笔者掌握的有关史料记载，仅限于本文介绍的两个时间节点。如有其他时间节点，请知情者明示。
其二，5月13日，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维尔德写信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上周，鲍罗廷同志前往广州途中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同中央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由此推算，“上周”是5月4日至9日（周一至周六）期间，包括瞿秋白名片后面写几行字的未落款时间。
其三，在孙中山病逝前后，鲍罗廷与吳稚晖同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成员，多次直接商谈各种事宜，彼此增加了解，即使1924年“一大”期间他俩也未曾有这样直接商谈的契机。因此，鲍罗廷委托瞿秋白邀请吳稚晖，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如果说1925年5月上旬鲍罗廷邀约吳稚晖一事成立，那么鲍罗廷准备商谈的内容除了与孙中山病逝后面临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有关之外，可能与吳稚晖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关。
处理孙中山逝世的善后事宜后，60岁的吳稚晖返沪，在沪的朋友想为他祝寿，他却躲到杭州去了，这是他的“低调”性格使然。随后吳稚晖想起要办“海外预备学校”，先在上海，后赴粤，挑选学生。取得学生家长的同意，吳稚晖带领部分学生北上，有些学生由他人带领赴京。在北京东城区南小街干面胡同92号，吳稚晖租了一栋二层小洋房，办起“海外预备学校”，亦称“海外私塾”、“少年党校”。
瞿秋白也比较熟悉那里，他早年在北京求学时，在住处附近米市大街（今东单北大街）金鱼胡同口有一幢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大楼（距离南小街干面胡同并不远），他经常去那里看书，相识郑振铎、耿济之（耿匡）、瞿世英等人。
“海外预备学校”老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吳稚晖的儿子吴蔷、女儿吴芙留英归来，吴蔷教数理化，吴芙教乙班（小班）化学，也帮着照顾女生，吴稚晖教国学、经史。学生称三位“吴老师”往往会混淆，于是称吳稚晖为“吴先生”，称吴蔷为“密斯特吴”，称吴芙小姐为“密司吴”。吳稚晖还去请法文教师来教法文，请俄文教师为蒋经国补习俄文。另有一位保姆兼佣人的林太太，照料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男女学生20多人，都是要人的孩子，其中有孙科之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之子汪婴、女儿汪洵，林直勉之子林希孟、林汉阳，邹鲁之子邹越，朱执信之女朱始、朱薇，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等。因年龄大小不等，文化程度也不一样，吳稚晖把他们分为甲、乙两班，以中文为主，西文为辅。其中15岁蒋经国年龄最大，他在上海浦东中学上学时，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南下广州看望父亲蒋介石时，才被送到北京读书，得到吴稚晖的偏爱，单独授课。
学生平时吃住都在二层楼房里，吳稚晖还在地下室布置为化学实验室，前面有大院子，供学生们游戏玩耍。学生的生活待遇优厚，膳食丰富，仅每天早餐，轮流为牛肉粥，或两个荷包蛋，或大肉包子。吳稚晖依然比较节俭，终日布衣布鞋。每逢节假日，吳稚晖还带领学生游玩北京各处名胜古迹。
蒋经国经邵力子介绍，认识李大钊（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里），经李大钊引介，蒋经国认识很多俄国人。许多人建议蒋经国到苏联去留学，正合他的心意，不久他第一个离开“海外预备学校”，南下上海，赴莫斯科，就读中山大学。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二大”，鲍罗廷因故提出“休假”，北上赴京，向联共（布）使团（即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事前，吳稚晖表示与西山会议派划清界限，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央监察委员。
同年3月18日，北京民众举行，抗议帝国主义罪行，会后，遭到北京政府开枪，造成“三一八”惨案，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人被通缉，其中易培基匿居东交民巷使馆区，后赴上海，担任劳动大学校长等职务。
为了避免带来严重后果，吳稚晖原想带领学生离京辗转去广东，事前与鲍罗廷商量，搭乘他的专车同行。但是，吳稚晖带着学生在西直门车站等了两天，鲍罗廷仍然没有动身，有些学生已经被接走，无奈之下，吳稚晖只好带着学生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避难。
这段史料说明几个问题：一是吳稚晖在北京与鲍罗廷有联系，关系还不错，否则不会提出“同车”离京的要求。二是吳稚晖和学生能够到苏联大使馆避难，至少说明吳稚晖与鲍罗廷事前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进行磋商。三是鲍罗廷失约。因为当时直接南下的路途已被阻，3月下旬鲍罗廷只好绕道赴张家口，然后去库伦（乌兰巴托），转到西伯利亚铁路乘车，转了一大圈，抵达海参崴，再乘船南下赴粤。鲍罗廷奉命急于赶回广州处理“中山舰事件”，如果带着一大群学生辗转回粤，实在不方便，况且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其一，迄今为止，吳稚晖创办“海外预备学校”起因仍然是个难解之谜，没有任何资料披露内情。由于各种历史复杂原因，有关史学者不愿意也不想把此事与鲍罗廷联系起来，给元老吳稚晖的评价“添乱”。
其二，按照吳稚晖热心搞教育的“好事”心态，不大可能在一夜之间想起创办“海外预备学校”。他当时已是60岁，甘愿去当“孩子王”，这其中肯定有重要内情，如孙中山病逝后，应考虑为人“育种培根”——精英分子，传承大业，勇挑重担，大展宏图。这成为鲍罗廷准备与吳稚晖商谈的内容之一，也并非不可能。
其三，北京南小街干面胡同的“海外预备学校”距离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不远，同在北京东城区，前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鲍罗廷或他人可能曾以某种方式帮助吳稚晖选择校址，或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
首先，瞿秋白以何种方式把名片交给吳稚晖。瞿秋白在名片上写的字一气呵成，也没有落款时间，因此可能是瞿秋白当场写好，把名片装在信封里，委托极为可靠的人立即转交，因为鲍罗廷在沪行踪是秘密的。或者瞿秋白亲自前往某个场合，借谈某事的机会，当面交给吳稚晖。
其次，吳稚晖收到此明片的反应。一是并未应邀前往，这符合他的“我行我素”的性格。一是吳稚晖“破例”应邀前往，与鲍罗廷交谈一番，两人达成某种共识，拉近彼此距离，这仅从吳稚晖以后向鲍罗廷提出“同车”离京的要求来看，可以窥见一斑。
再次，无论吳稚晖是否应邀前往苏联领事馆，即使经历了多年动荡岁月，他一直保存着瞿秋白的名片，并未销毁；或者他遗忘了，不知放在哪里。
抗战胜利后，吳稚晖从重庆返回上海，住在重庆南路（旧称吕班路）40号三楼。上海解放之前，吳稚晖原来不想走，又不放心保存了60年的各种函件文书资料，结果烧了一部分。老友李石曾听说后，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费用，将重要的文书资料，整装100箱运往他处保存。吳稚晖未同意，不过还是挑拣了关于他和蒋介石、孙中山的重要函件，装了两箱托陈凌海（随国民政府迁移广州，后编写《吴稚晖先生年谱简编》）带走，结果陈凌海又自作主张装了5箱。1949年2月24日，吳稚晖去环龙路（南昌路）同夫人、女儿匆匆告别，前去机场，登上蒋介石专机“美龄”号去台湾。他遗留在上海的大量文书资料中，就有瞿秋白的名片。
瞿秋白的名片牵引出许多往事，并增添了新的注解和启示，也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希望有识者明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