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翻开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变化。从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在1840年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长时间发展过程中，我们关于现代化谈论的主题、讲述的话语、盛行的理论、效仿的对象、追求的目标等，大都是西方的，很少有我们自己独立的“主张”。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得到普遍觉醒。但是，由于对世界出现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缺乏思想上、实践上的充分准备，因而面对现代化只能随波逐流，以致把西方现代化作为效仿的对象。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是“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成为舶来品，完全是输过来的。无论是思想界讨论的还是实业界实施的，基本上就是现代化在中国怎么具体实现。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尤其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开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由“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跃迁，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历史创造，也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的重大贡献，而且是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从世界现代化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显示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在事关现代化发展的这样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上，即现代化的普遍与特殊、“外源”与“内生”、自主与依附、学习与创新等关系问题上，尤其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与创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实际上是对现代化普遍与特殊关系的深刻揭示。正是在对待和处理这种关系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
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旋律。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社会转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换。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经阶段和人类共同的事业，现代化有其内在的普遍性规律。例如，在具体社会领域的发展上，经济上要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走向市场化、工业化；政治上要用民主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以法制取代人治，走向民主化、法制化；文化上要用启蒙冲决蒙昧、用科学民主取代宗教统治，走向理性化、世俗化，等等，就体现的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如，在社会结构上由原来的浑然一体走向高度分化、整合，在社会运行上由原来的权力支配机制走向利益激励机制等，也体现的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只要进行现代化，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但是，这些普遍规律在各个国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形式得以具体实现和体现的，则是由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习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是各个特殊的，因而现代化普遍规律在各个国家的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便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往往是通过“历史环境”和条件来得以实现并形成具体的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一个国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环境条件与现实环境条件，又有国内环境条件与国际环境条件，还有自然环境条件与社会环境条件，正是各种环境条件的交织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方式和道路。因此，“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im体育，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尽管现代化是由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的，但西方的现代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因各个国家的具体环境条件不同，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没有离开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没有离开现代文明大道，但又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根据中国国情走出来的。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普遍”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的结合点上走出来的。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并不是与普遍规律的“普遍”相悖的，而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作为规律的“普遍”，本来就是和“特殊”不可分割的。在西方哲学史上，“普遍”始终是各种哲学密切关注的对象和话题，但在理解和使用上，则有形而上学“抽象的普遍”和辩证法“具体的普遍”的重要区别。针对形而上学“抽象的普遍”，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曾予以否定并对“普遍”作了新的阐释，认为辩证法的“普遍”不是作为知性的方式与“具体”或特殊对立的，而是包含“具体”于其中的。对于黑格尔的这种理解，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历史发展规律作为一种普遍，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特殊和多样性，既不能用规律的普遍来排斥特殊，也不能用特殊来否定规律的普遍。这也正是正确理解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相互关系需要明确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论。
中国式现代化固然没有离开现代化普遍规律，但其形成和发展又不是现代化普遍规律在中国的自然实现。按照唯物辩证法，客观规律是不能改变的，但人在规律面前又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条件、改变规律作用的方式让规律为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的能动选择和能动创造。这种能动的选择、创造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的。例如，在对现代化的总体把握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曾经把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唯一可能的范本。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走过不少弯路。正是通过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理性把握，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大胆探索，我们终于开创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既体现了世界现代化的共性和普遍规律，又被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其本身就是现代化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现代化的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又如，在社会各个层面现代化的推进上，也体现了能动的选择和创造。对于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制，西方国家主要将其理解为选举制、代议制、多党制等，而中国在政治文明的探索过程中，则对民主制予以新的理解与创造，即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有机地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全过程、全方位地体现了人民民主。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具有深远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先例。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计划经济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机制。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教条，通过探索，最终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样的选择和创造，既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的鲜明特色。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即如习所说，“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丰富、发展了普遍规律。因为规律作为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深化发展的。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对现代化的许多规律性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这方面，重点是要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以致“中国经验”成为一个重要判断和命题。对这些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可以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因为成功经验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可参考性和可借鉴性，而可参考性和可借鉴性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它所包含的一定的共通性和普遍性。中国经验固然源自中国的实践，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但中国经验也是在尊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的实践而形成的，所以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经验不仅反映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探索，而且也体现了对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它们所显示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对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成功的经验总是含有普遍性、共通性的东西，因而通过对经验的总结，一方面可以对经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诚如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经验的提炼和概括，使经验上升到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规律性认识。这无疑是对世界现代化的一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理论。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研究中，基本上流行的都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话语，各种现代化议题和问题主要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其答案和主流意见自然也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现代化的研究和讨论，但因其发展起步较晚，理论准备不足，同时因其发展实力所限，因而发出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中国式现代化明显改变了这种现状。中国的发展，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实践，而且也由此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现代化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发展的重要思想、观点、理念、论断、命题以及发展规划、战略和策略等，都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但这些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例如“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远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发展理念，赋予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内涵，将发展提到一个新的水准。又如，“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以往的“对象性”关系转变为“生命” ，使现代生产、现代经济远远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和经济。这些理念显然是对原有现代化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对未来的现代化发展又从理论上提出了系统的阐述，绘制了到本世纪中叶分步实施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分别从目标任务、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以及战略布局、具体安排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具体阐释，这些阐释综合在一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关于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既吸收了国内外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又凸显了自己的理论创新，其特点在于充分体现了现代化推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中国立场与世界关切的统一。尽管这一理论建构面对的对象和问题是中国的，但因其涉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意义，所以它又必然有助于现代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学界一般因其发展时间、方式不同，把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先发内生型”，二是“后发外源型”或“后发外生型”。所谓“先发内生型”，主要指现代化是由本国社会自身力量的发展经过内在的发育与变革而形成的。所谓“后发外源型”，主要指现代化是受外部力量冲击引起进而全面展开的。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先发内生型”，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发外源型”。两种不同的类型所形成的历史境遇、所带来的后果是大为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因其有比较宽松的时空环境条件来从容发展，故现代化的推进相对平稳、顺利，即使出现某些波动，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消化、协调。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因是在“挑战—应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面临的内外矛盾、问题格外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颇为艰难，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和时机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推进起来困难重重。能否步出外源型走向内生型，形成内外结合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确实至关重要。
关于外来挑战冲击对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马克思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在谈到近代以来印度社会的发展时，他认为英国的入侵给印度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外来冲击，这种冲击的效应是双重的：既给印度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印度社会的发展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英国殖民者虽然客观上触动了印度社会的结构和发展，但在主观上并不是要将印度资本主义化，使其发展起来。他们占领殖民地的目的，只是为了掠夺资源、占领市场、积累资本。“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压垮它”。在殖民地办企业也只是为了使殖民地“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由此启动和刺激的社会发展，自然满足的是殖民者的需要，而不可能置于印度的控制之下。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施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有摆脱殖民统治，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发展，“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所作的分析表明，外源型的发展固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启动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是以巨大的社会破坏和牺牲作为代价的，是“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就是从“外源”起步、由外部冲击引起的。1840年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开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把中国被动地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现代化潮流之中。面对殖民侵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强国之道，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受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人作出的最初反应，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实现现代化，由此兴起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希冀效仿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来建立国家制度，由此产生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走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必须借助于革命，由此又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由此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其宗旨是为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都是以“刺激—反应”的方式形成的，许多现代性因素和运动不是由中国社会内部自然产生的，而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冲击下萌生和引进的，因而这样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外源”特征。
自从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局面便开始得到扭转。现代化不再完全是被动式，而是由被动转为主动。“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之所以由被动转为主动，就在于“中国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动的局面更是得到了根本的扭转。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按照自己的目标任务，充分发挥自己的制度优势，沿着自己的独特道路，采取协调稳健的发展方式，一步步开创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外现代化，而是生发于中国现实土壤、适合中国国情并有独特创造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自然不再是外源现代化，而是内生现代化，是从外源向内生的深刻转型。
从“外源”到“内生”的转型，实际上打破了“路径依赖”。因为外源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现代化起因的外在刺激、挑战，而且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外“路径依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长期走不出“外源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打破路径依赖，没有形成自己“内在”的东西。只要没有这样的打破，现代化和现代性就必然是“外在之物”，而且以后的发展也不会形成内在的机制，所以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创立，就在于打破了这种路径依赖，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自主的探索，从而走出了一条内生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内生特性的现代化。这样的“中国式”，显然不只是“形式”的式，更主要的是“实质”的式、“内容”的式。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内生”与“外源”的现代化在其具体推进上，常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像英国、法国等国的现代化大抵如此；二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通过政府的推动而形成的发展方式，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现代化基本属于这一类型。这两种方式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其发展实践中也表现出各自显著不同的特点：前者基本上奉行的是自由主义，轻视政府的管理和引导，客观上有助于现代性因素的发育与成长，但因其自由放任又往往带来发展的无序乃至周期性危机；后者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和推动，客观上有助于现代化的组织、协调，有助于社会力量的调动和发挥，但又可能因政府干预较多，影响社会发展的活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究竟采用何种推进方式，对其发展影响甚大。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探索，走出了自己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采用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也不是简单采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而是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结合、双向互动的推进方式。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把顶层设计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模式，在先行先试形成改革示范效应后再全面铺开，改革发展的实践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加强政府对现代化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另一方面通过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予以推广，从而有效发挥了上、下两方面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优势互补，整体效应明显提高。实践证明，这样的推进方式是能够保证正确航向、行稳致远之路，是依靠人民创造、充满生机活力之路。
中国的发展不仅“内生”出一个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而且又从这种现代化中“内生”出一个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又是一个新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时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按照近代西方文明展开的，而是蕴含着自身特有的文明，它是在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适应本国和世界发展的需要而创生出的一种新的文明。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文明(每个国家、民族的文明都可作为某种类型的文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一种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文明，它以一种“新形态”的方式代表着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而且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它所作出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影响就在于：拓展了原有的人类文明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导引了人类文明的走向，给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价值所在。
成功的现代化总是依赖于发展的独立自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对其现代化乃至国家命运生死攸关。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可以想见，要在一个没有实现统一和独立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无异于天方夜谭。当年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发展时，就曾经讲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认为“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也正是由于独立自主如此重要，因而受到现代化研究的高度重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过了不同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也是在这种比较中彰显出来的。
要走向自主发展，关键是要摆脱“依附”。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大部分国家有过被殖民的历史，程度不同地处于依附地位。对于依附，巴西社会学家作过这样的描述：“所谓依附，我们是指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中，某些国家的经济为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扩张所制约。在两个或多个国家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这些经济与世界贸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如果某些国家(优势国)能够扩张而且自足，而其他国家(依附国)之扩张与自立仅为优势国之扩张的反映，则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就呈现了‘依附’的形式。”要摆脱依附，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但是，民族独立解放并不意味着自主问题的彻底解决。客观的发展现实是，在一些获得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其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并不是由本国来制定，而是由外国人说了算，本国的事情都要由外国人及其代理人来左右，国家主权基本上被发达国家用不同方式所控制。总体来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尽管经过长期努力，已经获得了独立解放，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但其依附状态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只不过依附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上的依附。由于世界市场主要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只能处于依附的地位。比如，拉美一些国家曾长期保持供应世界市场初级产品的边缘地位，完全依靠欧美的订单和国际分工的需要，为发达国家提供自然资源。二是资金上的依附。由于不少国家普遍面临加速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但又受经济实力所限，因而不得不在起飞阶段以至后来发展阶段向发达国家寻求资金的支持，其结果必然造成依附。三是技术上的依附。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科技发展，但不少国家因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科研和新技术开发，只好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形成了强烈的技术依赖。对于这些依附所造成的后果，不少拉美国家都有亲身的感受。于是，在20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相继试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是，在走出了原来的依附之后，又走上了新的依附。例如，在减轻了制成品对外依赖之后，却在技术、资金、设备、中间产品等方面产生了新的对外依赖；在发展进口替代中，由于保护主义的抬头而减弱了企业竞争力，过分强调国产化率也增加了成本。这些问题的出现，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艰难的境地，以致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调整。尽管其调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国家的发展一直颇为艰难曲折。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拉美国家后来出现了激进的发展理论，主要代表就是学界经常提到的“依附论”。依附论的矛头所指，就是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用以解释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是“传统—现代” ，在这种模式中，西方代表的是 “现代”，非西方代表的是 “传统”。既然 “东”、“西”代表的就是“古”、“今”，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出路何在呢? 答案只能是“向西方看齐”。这种理论不是没有运用和推广过，最后的效果是一团糟。像经常提到的“拉美陷阱”、“拉美难题”等就是明证。正因如此，依附论强烈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心—边陲”的解释框架来反对“传统—现代”的解释框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展，就是由依附所造成的。为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摆脱对西方世界的依附。应当说，依附论所提出的观点和战略极具问题意识，所揭露的问题也比较符合事实，但开出的药方则有明显缺陷。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交往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每个国家都是这种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应当在其密切的世界经济联系中寻求发展，而不可能摆脱这种联系，实现孤立发展。既要现代化，又要拒斥全球化，这不仅是一个悖论，而且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摆脱依附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试图“脱钩”的行为则是不可取的。摆脱依附的出路，不在于脱钩，而在于从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中走出自主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破解了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二元难题或二元对立。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依附”，也不“脱钩”，而是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中国的发展既顺应全球化的潮流，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同时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保持了发展的自主性。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不轻意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但我们的自主又不意味着封闭，而是与开放紧密连在一起的。在开放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扩大开放，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发展的立足点就放在独立自主上，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来推进现代化。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正是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改革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既大力引进来又积极走出去，从而取得了世界性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又进一步确立了开放发展新理念，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倡导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正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这种新的开放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包容开放，所显示的世界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在自主与开放发展道路上迈出的一个重大步伐、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对于当今世界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习讲得很明确，“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既然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孤立发展，那就必须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放合作，同舟共济。为此，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奉行开放战略，在开放合作中谋求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待对外开放，其旨归就在于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其实施无疑会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当然，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只有独立自主，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也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切实增强自主能力。二者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
对于自主与依附的关系，直接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资本。因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说到底是与西方资本的关系。历史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西方资本的殖民统治，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以致造成后来扭曲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资本呢? 答案是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这两种含义的资本并不是分离的，而是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既然资本有生产要素和社会关系的双重规定，那么，由此必然会产生出双重效应，即创造文明的效应和追求价值增殖的效应。资本也正是通过这种双重效应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就正确地回答了如何对待资本这一重大问题。一方面，我们积极地发展资本，引进资本，充分发挥资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引导和驾驭资本的发展，尽力消除资本引起的负作用，使资本真正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对待资本的这种方式，既在国际上走出了“依附”与“脱钩”的怪圈，又在国内使经济发展增强了巨大活力，因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一大秘诀。在2022年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习明确提出，要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这就是说，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包括外来资本)，既要把资本看作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环节、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同时要看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需要加以规范和约束，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种对待资本的方式，显然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现代化的一种超越与创造。
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一个学习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即既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又要有自主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其经济技术落后，一般都是从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开始的。美国学者库马在谈到世界性发展思潮时就指出，“未来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工业发展模式拟想的；西方工业文明乃是它的终点。‘发展’，加布雷思宣称，‘乃是对已发展的史实模仿’”。应当说，在现代化起步阶段，一定程度的学习和模仿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学习有助于创新。因为创新是学习的产物，任何创新、创造都是通过学习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突变，形成某种创新。创新同时是一个知识扩散和共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无疑起着核心作用。没有学习，就没有创新成果的扩散和发展。而且，通过某种知识的学习、消化，有助于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而产生“连锁”效应。从已知的学习中发现和推论出未知，往往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现代化就其总体发展而言，又不是仅仅靠学习、模仿得来的，单纯的学习、模仿的作用是有限的，不顾实际情况的“邯郸学步”，有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霸权的考虑，一般不会将最先进、最尖端的技术转让给其他国家，总是极力限制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发展中国家如果安于现状，满足于当发达国家技术的“二传手”，就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后来居上。这就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寻求自主创新。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要轻视和否定学习，而是要正确处理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从“简单学习”走向“创新性学习”。前者侧重于模仿，后者侧重于创新。“创新性学习”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具有明显超越的创新，因而是具有更多原创性、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和创造。即使有些创造成果不完全是原创性的，但在其核心技术的掌握上还是独立的，而且一些“品牌”也是自己独立拥有的。
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和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其共同特点。迫于摆脱贫困、富国强民的压力，中国的现代化最初也是一种追赶型现代化。为了追赶，我们也曾不断地向国外“先进”学习。最初是向西方学习，后来是向苏联学习，再后来是向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学习。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学习，并不完全是简单的模仿性学习，而是逐渐具有自主创造性的学习。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其现代化还较多带有模仿色彩，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则开始得到极大扭转。尽管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是学习苏联、赶超英美，但这种学习并不是纯粹的模仿，而是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前提，即是说，学习、借鉴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而是有分析、有选择的，以我为主，择其善者从之，不善者不从之。改革开放后，自主创造的特点尤为明显。理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鼓励人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开拓创新，通过实践开创出一条创新之路。进入新时代，习又从战略高度特别强调创新，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并把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认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为此，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政策、措施。正是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指引、推动下，中国式现代化正确地解决了学习与创新的关系，成功地实现了从学习到创新的重大跨越，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从简单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这种重大跨越，在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式和特点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一是突出路径转换。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现代化的追求都是共同的，但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其推进过程中所显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多大成就，更重要的在于让世界看到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一条，而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例如，对于经济发展，就像习所说：“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正是按照这样的发展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综合国内外实际情况，找准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使这些方面的现代化得到了连体运作、相互支撑。这就是发展上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路径转换，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比如，有不少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后发展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很现代化，但并非是全面的现代化，以致出现“水桶效应”，拖了发展后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注意均衡、全面，不搞单打一，因而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又如，不少西方国家在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式现代化则在走过一段弯路之后，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及早转轨定向，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二是突出科技赋能。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进行的。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尤其是数字科技的融合发展、广泛运用，空前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学习方式、行为方式，塑造着一个新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数字科技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现实，中国式现代化在近些年的推进过程中，响亮地提出发展数字经济，用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化。在新的发展道路上，我国统筹数字科技革命和现代化发展，推进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充分发挥数字科技对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撑和推动作用，加快了现代化建设步伐。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是重大的：首先，更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其次，更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打破时空限制，促进国内外经济循环。再次，更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现实的状况是：谁抓住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谁就抢占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谁就获取了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些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显示出了巨大的创造。
三是突出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固然有其先天的不足，但也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应当说，这种“后发优势”确实是存在的，但优势的存在与实际的发挥是两回事。“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做出创造性的转化。综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些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其后发优势迅速转化为现代化的显著成果，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些国家则对后发优势无动于衷，对其没有多少利用，显示不出任何“后发的势头”。能否实现这种转化，关键是看其有无转化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日益增强的创造、转化能力。中国的发展既博采众长，又特别注重自身创新和创造能力的提高，使后发优势得以充分的发挥。例如，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创造性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是坚强的政党领导。没有中国的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其次是制度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才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最根本的是制度超越；中国的后发优势，最根本的是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