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12日下午5时左右，许钧接连收到了两位学者朋友发来的短信，告诉他米兰·昆德拉去世的消息。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情，他用“比较平静”来形容。“一个94岁的老人，他走的时候应该是平静的，所以我的心情也是平静的。”
许钧出生于1954年。过去几年，一批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与当代作家接连离世，给了他非常大的震动，因此，当得知昆德拉也去世的消息，“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又走了一个。”
对中国读书界来说，昆德拉是一个常在的人物。他出生于1929年，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于1984年，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1987年，作家韩少功与姐姐韩刚把这部书译为中文，其后，昆德拉的其它作品也被迅速介绍进中国。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一股‘昆德拉热’。”许钧回忆，那时他也阅读了昆德拉的作品，不过，由于当时埋首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工作，当时的他并不觉得昆德拉是个多么一流的作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许钧在一次社科项目做评审时遇到了一个想要研究昆德拉的年轻学者。“他大学毕业没多久，甚至都不是学法语的，但他提出的对昆德拉的理解打动了我，或者说，拓展了我的眼界。”许钧介绍，这位年轻人名叫李凤亮，之后成为深圳大学副校长，他也是中国研究昆德拉最好的学者之一。
许钧借机阅读了一些有关昆德拉的材料，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曾和昆德拉同处一个时空中。1975年，“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昆德拉因第一部小说《玩笑》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被全面封杀，他决心移居法国，第二年8月底，许钧也抵达法国留学，他们都在雷恩二大文学院，一个任教，一个读书。他还发现，昆德拉的法语有浓厚的东欧口音，一听就是外国人，这都令他感到十分亲切。
昆德拉是这个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成功隐身”的作家。只“用作品说话”的他，对自己作品的翻译极其重视。
“只要是他能读得懂的语言，能够介入翻译的，他都会介入翻译。”许钧介绍，昆德拉参与了自己许多作品的英文译本的修订，法文译本就更多。移居法国后，昆德拉亲自修订了所有作品的法文版本，并认为它们“与原文具有同等价值”，从此要求所有外语翻译都以法文版为底稿。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拿着昆德拉13部作品的翻译授权回到中国。他找到了一批实力优秀、口碑响亮、经验丰富的法语翻译家，许钧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许钧在南京大学任教，他17岁开始学法语，20多岁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不仅翻译过普鲁斯特、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也热衷“参与经典的创造”，翻译当代作家的作品，比如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M.G.LeClézio)，后者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奖。起初，许钧没有立刻答应。一方面是他手头工作很多，另一方面，他觉得“昆德拉热”当时在中国方兴未艾，“想退一退，冷静思考一下”。
不过，许钧还是重新阅读了昆德拉的作品，不仅有法语和英文版本，还包括李凤亮主编的长达四五十万字的昆德拉资料集，以及两岸文学批评家的众多分析文章。他渐渐对昆德拉又有了新的认识。
“读完之后，昆德拉的文笔给我冲击很大。首先是他用词准确，很少用形容词，句子结构非常简洁。他小说的结构，那种分段方式也十分吸引我。”通过对比，许钧发现此前从英文翻译而来的版本与这次拿到的法文定本确实有一定差异，对一些词汇和文本，他也有不同理解，于是，他最终答应了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请求。
许钧说，翻译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他请教过许多翻译家，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与著名翻译家施康强的一次交谈。当时的全书已经翻译完成，施康强因公务去往南京，他们就书名的翻译方法展开了讨论。
“我是一个直译派，比较赞同昆德拉的意见，认为译文应该忠实原文。所以我想把书名按字面意思翻译成《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de lêtre)，”许钧回忆，“但施康强先生对我说，‘生命’这个词在中国更‘活’，既哲学，又贴近生活，又诗意。另外，此前的译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在中国受到了认可，因此不建议我改为‘存在’。”
迄今为止，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销量已突破300万册。而重译本的翻译经历至今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故事。
初到法国时，昆德拉用捷、法双语写作。上世纪90年代后，他开始只出版法语作品。许多观点认为，昆德拉用“第二母语”法语写作的作品难以与他此前的作品相媲美。而许钧认为，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昆德拉作品中一直存在着连续性。他引用法兰西学院唯一一位华裔院士程抱一(Francois Cheng)举例。“同样用第二外语写作，程抱一的表达极其细腻，而昆德拉简洁的用词仿佛武器，具有直接的穿透力，两者的风格极其不同。”
许钧指出，昆德拉能够把乐曲中“变奏”“声部”的概念用于小说叙事；他擅长用荒诞玩笑化解宏大叙事的严肃，形成独特的“清醒的自嘲”；他精于论述、擅长引经据典……这些能力都不以语言为转移。
昆德拉也被称为“背井离乡”的作家。1979年，《笑忘书》在法国出版后，捷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国籍，直到2019年才最终恢复。昆德拉的一些行为，比如他获得了捷克国家文学奖却没有去领奖，被指为是作家在刻意与故国割断联系。
但在许钧眼中，昆德拉是一位世界公民。即使昆德拉用捷克语写作时，他的小说所探讨的东西也是围绕整个欧洲的。“可以说，昆德拉对小说写作的追求突破了他在捷克的存在……等他到了法国，他的小说更是国际性的、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选择用法语写作，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由im体育、自然的一种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直认为翻译成就了昆德拉。”许钧说，假设昆德拉一直用捷克语写作，他的读者可能远不会有现在这么多，“如果没有翻译，昆德拉也许早已经‘死’去了。”
从个人角度出发，许钧对昆德拉最欣赏的是他关于生命的思考。“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真正吸引我读下去的是他对于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灵与肉，轻与重，偶然与必然。”
许钧说，昆德拉的小说往往会设定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哲学思辨问题开头，但是他之后所写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读者看着这些人是如何在一连串的偶然下一步步走向命运的必然，走向令人嘘唏的宿命。“你读他的小说，你会把自己放进去。他直抵你的心结，一定会引起你的共鸣。”
而这些共鸣是不分年龄段的。许钧觉得，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阅读昆德拉都会有不同的感悟。“他的作品是可以常读，也是常新的。”
作为译者，许钧坦言与作家通过翻译工作成为朋友是一种“幸福的奇遇”，至于昆德拉，他也曾有许多与他面对面的机会，但他选择不打扰这位作家的生活。“走进一个作家，可以通过书里，也可以通过书外。但作家是不同的。”许钧说，“我与昆德拉虽然没有建立实际上的联系，但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朋友，永远都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