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ao网站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在西安举办图书订货会，当我陪着《文汇报》一名女记者进入展厅时，满悬的色彩缤纷的中小学教辅图书广告令她大感疑惑，随即以颇含嘲讽的口气发问：“我是否走错了地方？”在翌日见报新闻稿中，她更是尖锐地质疑大学社出版物学术品质的状况。而其时大学出版社正雄心勃发，渐成气象，出版社数量已逾百，出书品种遽增，规模超常扩展，产值累累攀升，俨然已成为一支出版劲旅，受到业界普遍瞩目看好。《文汇报》这篇责难报道虽然让一些大学出版人感到尴尬不快，但毕竟揭示了快速崛起的大学出版在丰硕业绩与炫目光彩之外存在的一些短板与软肋，因此引发了积极的思考bandao网站。
中国大学出版发育很迟缓，与其成立时间短、少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有关。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生事物。国家允许有条件的各类大学创办出版社，可是在顶着庄严的桂冠矗立起来的出版社招牌下，既没有历史和传统，也缺乏人才与经验。作为学校后勤保障部门的一部分，甫一创办即要自食其力。生存所迫，本当是为高等教育服务，却首选基础教育着手，中小学教辅遂成办社第一桶金，虽系无奈之举，但此类出版物泛滥，被人诟病，引发批评，亦是自然中事。凡此种种，无疑暴露了大学出版发展中的问题。
大学出版何为？其时业内有识之士也早有探究思考，而国门洞开，也提供了考察、鉴取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机会。
我们知道，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致也有一百余家大学出版社（与我国数量相当），其定位和宗旨十分明确，即致力于学术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以“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气氛”为己任。学术出版的目标是跨越学术圈，与社会建立沟通桥梁，打破大学的围墙，使其科学成果bandao网站、精神文化产品更多地造福社会。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出版社规模有限，，往往是亏损经营。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管托马斯·威尔逊不无自嘲地倡言：“大学出版社的存在就是在避免破产的情况下尽力出版学术作品。”有着这样潇洒的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是非营利组织，依靠私人基金和政府机构赞助运转。正因为如此，出版社处境颇艰辛。美国大学出版社的产值不及美国出版业的百分之一，且早已被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所赶超。我们显然汲取认同美国大学出版的许多理念，也逐步发展确立了自己的理念：我们认为大学出版应该是一种反映人类文明轨迹与创造前瞻性见解的前沿出版；是所在大学的延伸，是大学生态链的重要一环；要与图书馆、实验室并列成为学校的第三种学术力量，成为聚集、组织、辅助和催化学术的助推器。当然，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不仅强调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同时重视产品的经济效益功能，唯如此，中国的大学出版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竞争发展，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如今，大学出版已经是中国出版业中亮丽的风景，甚至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赞誉，大学出版人值得为此庆贺自豪。
但是，虽然经济窘迫，却仍然严格自律地从事高品质的学术出版的美国同行亦有令我们企慕不已的骄人业绩：据考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文学奖的不少美国大家，多数首选在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新作。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何炳棣等蜚声国际学术界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也纷纷将大学出版社作为自己代表作的首选出版方，这与欧美大学出版社追求学术出版的理念密不可分。“9·11事件”发生之后，惊慌中的美国人聚焦问题的探究解索时，发现包括艾哈迈德·拉希德所著的《》（2000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在内的所有最有价值的阅读文本几乎都出自大学出版社。200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哈里·法兰克福的《论扯淡》，一篇短短的学术论文却因匡正时弊之功而荣登《》的畅销榜单，并售出36万多册精装版。2016年推出的广受好评的《丝绸之路：一部世界新史》的作者，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也选择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和剑桥两家出版社也许是存世最早，目前也还是声名最为显赫的大学出版社。他们都实力雄厚，盈利理财的能力也令我国同行折服。但是他们也都将自身看作大学的一个部门,致力于辅助大学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将本校以及全球学术的前沿成果向学术界和全社会传播,始终是其不变的使命。近年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通识教育”（汇集全球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医学等各学科一流学者，二十余年出书近六百种）读本因惠溉学林，广受关注，在全球享誉不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等撰）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哈佛中国史》（卜正民等撰）等，令国内学界多有获益。欧美同行的实力岂容小觑？是否也应警策我们仍当勉力思考和更好地实践大学出版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