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ao网站学术委员会是教授治校、学者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彰显学术权力、显示主人翁意识的最佳方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到，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从该纲要起草以来，本条就被社会公众喻为“亮点”。
从本质上来讲，大学就是学术机构，理应由学术主导，学术委员会具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但为什么这么一条普通的描述和愿望，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学当前还不是学术主导，而是意识形态与行政化主导。并且由于长时间的行政化办学，大学的行政与学术死死地交织在一起。在实际操作中，行政的力量大而学术的力量小，常常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行政已经严重制约了学术的成长。因此，很多人看来，在我国大学的生态环境中，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只起摆设和装饰作用，有没有学术委员会意义不大。
对于学术委员会没有价值的“定调”，在笔者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学校大大小小的领导，书记、校长、处长、院长都是委员会成员，学术委员会实际上已经成了行政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其二，学术委员会是松散的临时组织，不属于学校的“正规单位”；其三，国家政策规定学术委员会只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有限的事项上发挥作用，涉及学校发展的重要决策一般都与学术委员会无关；其四bandao网站，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行政力量过于显赫并且对外“扩张”厉害，学术委员会的地位严重受限。诚然，学术委员会被边缘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西方社会，大学的本意是“师生行会”，在本质上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机构。纽曼认为“大学是普遍传授知识的地方，大学就应为传授知识而设，为学术而设”，施瓦兹曼表示“大学是追求知识的学者的团体”，克拉克则坚持“大学是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国古代也有“十五成童明志，入大学，学经书”、“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bandao网站，履大节焉”的说法。因此，追求大学问、大智慧已成大学的普适价值。大学作为学者的团体，学术委员会就是他们表达诉求和意愿的地方，是教授治校、学者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彰显学术权力、显示主人翁意识的最佳方式。
我国宪法也通过对公民创造、表达自由和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来体现宪法对学术机构的学术自由的尊重。教育法等当中也明确规定学校自主办学、民主管理，以捍卫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力。可见，学术委员会在法理上是大学真理的“代言人”，可以代表教师、学生和真理参与大学管理。这样来说，学术委员会不是起“摆设”作用的，也不仅仅限制在科研、学科、职称评定等几个具体的方面，而是具有掌舵大学发展方向、决策学校大事、裁判学术事务的综合决策机构。应该说，学术委员会可以过问大学里的任何工作。如果书记或校长的办学水平无法适应大学高速发展的需求，学术委员会就有权罢免校领导。就像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所说的那样“我在大学里当校长就是给教授打工的”，谢校长的言外之意就是“教师和学生都是校长的上司”。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学术委员会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决策层。那么，当下如何提升学术委员会在中国大学的地位和权威性，以保障学术委员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大学决策权呢？在笔者看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统治”英美国家的“老男人”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他们两者的设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看来，我们还需要认真学习一番国外的“老男人”治国的做法。“老男人”是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官的俗称，因他们年龄一般都比较大，并且独立、睿智，不为任何利益马首是瞻，也不让任何权力或者行政牵着鼻子走。诚然，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和这些官存在的价值是一样的。
在这里，笔者先简要介绍一下美国9个“老男人”的故事。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长期是9个“老男人”担任官(后来变成“7个老男人和2个老女人”)，他们都是从著名的专家、教授、律师当中选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品和学术水平在国内或者在世界上堪称一流，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总统选举等关键性的问题上，如果各方僵持不下，这几个“老男人”就会站出来说话，决定谁该当谁不该当，其他人都不敢对他们指手画脚。因此，很多人说美国是9个“老男人”统治的国度，美国的命运在这几个“老男人”的手里，因为美国很多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事件，都是这几个“老男人”作出的决定。“老男人”的作用就在于对总统和议会的有效制约，就像托克维尔认为的那样：“官的权力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这些“老男人”站在独立的立场，在维护“人民与国家”的正当性下，防止总统随意所为，也制衡国会或政府一些人的“共谋”。这些“老男人”都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和经验，被称为沉默的高贵者，他们一旦开口说话，即使国会和总统都怕他们三分。
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在于民主的制度设计，一个国家可以由9个“老男人”掌舵，作为学术机构的大学，不应让学术委员会变得“疲软”。“老男人”的价值在于敢对总统和议会说不。那么，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老男人”（教授）们就应该替学术正义和全体师生说话，而不应成为大学行政的附庸和傀儡。大学学术委员会是大学成为“社会良心”中的“良心”，是大学成为“社会灯塔”上的“灯塔”，所以学术委员会的“老男人”们，应该是脱离争名逐利的知识守望者，要保持与行政的适当距离。
因此，我们呼吁：第一，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遴选不应该完全是校内的在职教授，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设定校外、退休的德高望重的学者出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请各位大学领导、院系主任等自觉退出学术委员会；第二，借助国家启动教育改革的时机，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地位，在适当的时候修改教育法律，让学术委员会成为大学最高决策层，建立适合国情的“学术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三，扩大学术委员会的职能，还原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让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更多的领域具有决策权；第四，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涉及学校发展的重要大事，需经学术委员会同意方可实施。
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对大学行政化办学的有效制衡，这对于我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提振师生士气，尤其是大学教师在学校里的地位、防止大学领导干部的“恣意妄为”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