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体育她触摸了人的灵魂

　　im体育草色遥看近却无，新闻依然沉闷呆板，新华社播发的一则追悼会新闻却让人们耳目一新。

　　几百字的新闻，却如一部微型电影：开头是摄影式特写，用挽联概括逝者的一生：“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再层层推进，到逝者的作品、生平，直至纵深到全景。吊唁者名单放在最后，打破常规。

　　这条新闻下笔先声夺人，切入角度新颖，语言自由洒脱、文风清新别致，有场景的描绘，有情感的交融。它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也是获奖的唯一会议新闻。

　　改革开放之初，郭玲春以鲜明的个性趟出新闻新路。“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几乎不是指代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新华社一块金字招牌。

　　郭玲春祖籍福建闽侯，在上海出生、长大，1963年复旦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研究室。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调到新华社，半路出家当了记者。

　　到新华社，她写的第一篇消息叫《京剧〈平原作战〉上演》，她自认为已努力向当时的要求看齐了，但稿件送到编辑部，还是被改成大花脸。审稿者说，稿子怎么没结尾呢？加上一句吧：“沿着战无不胜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郭玲春老父亲从上海到北京看女儿。解放前他是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解放后经历大了大小小的“运动”。看到女儿的稿件被红笔删改得几乎一无是处，他忧心忡忡地问女儿：“你在新华社还待得下去吗？”

　　郭玲春沉默着，没有正面回答老父亲的问话，她想：难道新闻就该如此干涩枯燥？

　　上作文课，写母亲。同学们都写母亲如何慈爱，郭玲春却把自己家庭的变故作为主线：抗战胜利后，父亲告发了汉奸，反被蒙冤入狱，母亲奔波营救，雪天的傍晚，郭玲春和妹妹在家里守在冷灶前，苦苦等待着母亲的归来……

　　春天，她带着小侄子在上海叶家花园游园，见到一树盛开的樱花，她想起与日本小女孩的一段残破的友谊：日本小女孩答应回国后给郭玲春寄家乡冲绳晒干的樱花瓣。后来，女孩的家乡被美军征作空军基地，女孩自己和父母也被迫离开了家乡，再也不能给郭玲春寄春天的樱花了……

　　从少年时，郭玲春就爱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人到中年，面对老父亲的担心，郭玲春只能无奈地沉默。

　　郭玲春当时在新华社国内部文教组，与政治组等相比，这不是出重彩的大舞台。她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跑会”，俗称“会议记者”：展览会、座谈会、茶话会、纪念会，追悼会，人民代表大会……

　　拿到会议主办方发给自己的材料，把每个人的发言择其要罗列上来，一篇会议新闻就可以交稿了。“精明”点的记者，甚至连会议现场也不去。

　　郭玲春说：这样写，记者是轻松了，可是读者却乏味了。记者写的稿件，如果连自己也不想看第二遍，读者愿意看吗？

　　郭玲春写新闻稿，哪怕只是一条最普通的消息，里面也会有人物背景、有情节、有细节。动手写之前，她一定做到：会议事先看资料、演出事先看彩排，追悼会事先看唁电……。我从郭玲春这里，第一次知道“预采访”这个词。

　　她说：“我动用了并不富裕的积蓄，包括浅浅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储存。在看似轰轰烈烈或冷冷清清的会议上，常常故作轻松，实则全身警戒，我捕捉着每一句发言，乃至每一声感叹。我观察大的背景，也不放过一个琐碎的细节，以至于与我的知己朋友闲谈，还别有企图地想抠出点‘意料之外’来。”

　　同事张继民的办公桌曾与她相邻而安，他感慨说：“当年郭玲春写稿子，那可是痛苦的挣扎，我看到她在办公室里打草稿，打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改稿，只有她自己能认识。”

　　《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出后，新华社内部有不同意见，认为她坏了“规矩”。新华社社长穆青说：“我看郭玲春写得不错嘛！为什么我们总是板着面孔写稿呢？”

　　是啊，为什么总要板着面孔写稿呢？郭玲春说：从来没有规定过新闻必须只能这样写、不能这样写呀，为何要作茧自缚呢？

　　而高超的写作技巧、独特的切入角度背后，是一名记者的赤诚、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一篇《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短短几百字，但是郭玲春跑了金山生前所在的戏剧学院，翻阅了几百份悼念他的唁电，看了许多介绍金山的文章，还采访过曾采访金山的记者，背后付出多少辛劳，才凝聚成几百字的新闻！

　　著名新闻人子冈离世，郭玲春写下800字的追悼会消息《向子冈告别》。子冈的家人给郭玲春写信，说：朋友们都以为这个新闻出自亲人之手，那么情真意切！

　　报道沈从文追悼会，郭玲春专程去了沈从文的家，与他的妻子交谈，从中体味着一位生前不被理解的作家的落寞与痛苦。

　　写完沈从文追悼会新闻没多久，文化部召开一个会议，郭玲春去晚了，匆匆坐下。文化部长王蒙在主席台上看到她，向她招手，大声说：“郭玲春！我读了你写沈从文追悼会的消息，我差点流泪了！”

　　她不是为了报道追悼会而报道追悼会。她看到了追悼会的背后，看到了逝者的背后。她首先触摸人物的灵魂，再让读者跟随她的笔，触摸笔下的那一个个灵魂。

　　很多年后，王蒙在其回忆录第二部开头写道：“新华社有个文笔极好的女记者郭玲春…..”

　　同样一个会议，采访的记者可能数以十计、数以百计，可审美感很强、独具特色的“郭体”新闻总是不胫而走。

　　全国新闻界都知道：新华社有个名扬四海的跑文教的记者。新闻界一时抢着写会议新闻、抢着写追悼会新闻，以模仿“郭体”为荣。

　　郭玲春说：“我并不以别人模仿我为荣。在我被指不会写新闻时，我并不妄自菲薄；在我后来外出讲课被年轻学子簇拥着求签名时，我却自觉惭愧，自已做得远远不够好。”

　　她说，最大的羁绊，是自己，是否敢去碰撞？还是像蚕儿一样，将身子紧紧裹在自己织的茧里？

　　真正的突破，是突破自我。郭玲春把自己的创新比作吐丝筑茧的蚕，“当你咬破了身上的茧，外面的天地是何等开阔！”

　　在事业上奋斗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步步遵循前人，将事情做到淋漓尽致，这是事业的匠人：另一种人，不仅继承前人的经验，而且善于发现，有所创造，打破前人的窠臼。郭玲春，就是第二种人。

　　她写通讯《一代名医张孝骞》，长达五千字，《人民日报》用通栏形式刊登。结尾她写了一段“记者的话”——“我愿说一句心里的话：代和代之间，如同锁链的环与环紧紧相扣，其中任何的一节都有自己的位置、作用，这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史。”

　　过了一段时间，钱学森出席一个会议，他在会上郑重向与会者推荐：“最近新华社记者郭玲春有篇文章《一代名医张孝骞》，我希望你们看一看。”

　　这篇新闻打动了与郭玲春并无交往的钱学森，让这位大科学家感受到一名记者对一代知识分子深沉的敬意。

　　而郭玲春采写的长篇通讯《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至今被认为是写巴金的经典新闻作品。

　　1979年，郭玲春首次采访巴金。在这之前，她周末的晚上独自读巴金的《随想录》，读到巴金回忆爱人萧珊的文章，一个人坐在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资料室里失声痛哭。

　　投入全部身心写完通讯《一颗燃烧的心》后，郭玲春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突然听到闹市上响起“巴金、巴金”的喊声，她一惊！才想起这是无轨电车铃声。

　　郭玲春回忆：她后来问巴金：“巴老，之前您与我并不熟悉，我也没有写过您多少新闻，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至今提起来，郭玲春依然很感动，感动巴老的赤诚、善良，也遗憾自己当初没有更多地探索这位知识分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后悔自己粗心，当年感觉到巴老可能还有心里话要对她说，但她忽略了他的欲言。

　　一次她书面采访巴老，巴老后来说：“我给你写了两页纸，你只用了两句话。”郭玲春说：“我材料够了。”郭玲春至今引为心中莫大的憾事。

　　但郭玲春并不满足于发一条消息，她写下《新闻点评：水晶球的折光——电影〈芙蓉镇〉获奖及其它》，讲《芙蓉镇》拍摄过程遇到的挫折，从奖杯水晶球的折光里，看到了中国电影过去的“左”，文章层层递进。最后写道——

　　“面对发展的世界电影艺术，还有不合时宜的自我膨胀。那些年不参与国外比赛，不加分析地说别人腐朽、没落，分明是自己落后，却还洋洋自得。那是一种思潮，在华夏泛滥多年。大潮之下，多么有才华的也难以施展手脚。”

　　一则寥寥数语就能打发的获奖新闻，郭玲春却把它由表及里、从动态向纵深挖掘。

　　她说：“新闻是有温度的，那么为什么不去深挖呢？我通过自己的观察，融合自己的思考，把自己想说的话说进去，写出这个时代的声音。这样的新闻，才能写出味道。”

　　这篇消息从头至尾没有提到谢晋两字，谢晋也毕生未与郭玲春谋过面。十几年后，上海文艺记者开会，邀请谢晋与会，他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写文艺新闻，我最佩服的就是新华社记者郭玲春！”

　　上海新闻界同仁向郭玲春转述时，郭玲春已经退休了，非常感动。她计划着什么时候回上海探亲时向谢晋当面表示感谢，谁知那次她到上海刚下火车，广播中却传来谢晋在家乡去世的消息！

　　时隔多年，郭玲春依然抱为憾事。她说：“通过写稿能遇到这么多的知音，他们都是从文章中认识我，从新闻中认识我。但往往连感谢他们的机会也没有。”

　　郭玲春从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但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好新闻奖，并被推选为全国记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常务理事。推荐的人，是全国各大省报的老总，郭玲春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基本也从未见过郭玲春，是稿件，让他们认识了郭玲春。

　　感恩、感谢，是郭玲春常说的话。她说，自己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贵人”，给予了自己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有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的她素昧平生。

　　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陆灝看到她写的《八十一岁俞振飞登台演〈醉写〉》，撤掉了自己报社记者写的专稿，采用了郭玲春写的通稿。

　　郭玲春一次回上海探亲，陆灝专门把她请到家中，一片赤诚告诉她：“希望你能多写，你不要辜负自己的才华。”甚至为她制定写稿计划，建议她一个星期至少写一篇能拿得出手的好稿子。而在这之前，陆灝从未见过她，与她“八杆子打不着”。

　　正是因为共同热爱新闻事业，他们才如此认同、爱护和提携郭玲春。她说：“我收获的，比我付出的多得多。”

　　郭玲春体型娇小，看似弱不毕风，但人道、平等、和博爱，却深深融入了她的血液中。

　　采访高层领导、社会名流，郭玲春不自我矮化，采访基层最普通的人，她平等待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作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内地的记者不让进会场，香港的记者却获得贵宾待遇。不久后，全国作协一位主管外事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及此事，在大会上公开说：“记者有什么必要住宾馆、吃宴席呢？”

　　郭玲春坐在在会场上，听到这话，啪地站起身，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会场。她认为：这句不尽公允的评价，是对记者群体的伤害。她罢会不参加了！

　　郭玲春收拾行李，不再住京西宾馆，但是记者的职责，她依然忠实履行。会议开到尾声，要接见与会者。郭玲春从单位与作协在京西宾馆会合，坐上大巴车，去了人民大会堂。

　　接见与会者后，要合影留念，作协也许是出于歉意和补偿，这次特意专门给记者们预留了合影位置。

　　郭玲春说：“接见的是作者，我就不掠美了，等以后专门接见记者时，我一定会很高兴地参加。”

　　后来作协开一次大型会议，会后的告别宴上，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率党组成员走到记者席，向郭玲春敬酒。郭玲春为之感动。——那杯被诗人艾青称作“火的精灵”的酒，沉淀着作协对一个记者的理解、信任和默契。

　　回忆往事，郭玲春说，那是文艺勃兴的年代，能参与其中并尽一份绵薄之力，“是我的幸运”。

　　出于对郭玲春的认可，中国作协主动邀请她加入，给她寄来了申请表格，并电话告之评审已通过。面对这一难得的荣誉，郭玲春非常感谢作协的信任，但婉拒。她说：我从未写过一篇文艺作品，怎能不劳而获接受这份厚礼呢？

　　好心同事劝她：“听说很快就要加工资，上面批准你退休的书面批复还没下来，你何必自己主动打道回府？等加了工资再退吧。”

　　郭玲春在新闻界声名赫赫，新华出版社一直想出一本她的作品集，最终她答应出书，但是给出版社提了几个要求：

　　定价要低，普通读者也买得起（自然她自己的版税收入相应就减少了）；不给任何领导赠书（郭玲春说后来发现这一点还是没做到）。

　　《郭玲春新闻作品选》》于1991年出版，郭玲春记亲自搞发行，自己拉着个小板车，装满一包包的书，拉到长安街上的邮局，给各地的买书人寄去。

　　这本书的稿酬有四千多元，郭玲春高兴坏了，是她有生以来拿到的最大的一笔钱。这笔钱，她全部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母亲，供她生活和看病吃药。那一年，母亲已九十三岁。

　　郭玲春的父亲解放后没有正式参加过工作，母亲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她对父母怀有很深的感情，父母正直、善良，用一生告诉女儿：“人生在世，情义比名利重要。”

　　郭玲春大学毕业后，56元工资拿了二十多年，后来又涨到79元、涨到一百多元、两百多元。无论拿多少工资，她都给父母寄去工资的大头，只给自己留下饭钱。

　　她一生没有子女，她就是上海那个有着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最坚强的经济支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人到中年，刚开始拥抱迟到的时代春天，丈夫却患病去世。当时，她的手头同时有一笔现金和一笔债务——

　　现金是丈夫的大学同学为丈夫治病捐的款，共几百元，还没有动用；债务是丈夫生病之前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借了外债四百元钱。

　　郭玲春把这些未用完的捐款一一寄还给丈夫的同学，并给每人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人虽去世，但你们真挚的情谊我永远记得。”

　　同时她把自己的生活费再压缩，再节流，收入分成三部分：寄给父母的钱、饭钱、还债的钱。每月还一部分，四百元的债务终于还完。

　　郭玲春一再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个称职的记者。她说：可能是因为一直跑文艺科教领域，在自己的新闻里，很少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

　　2013年，新华社招待所，郭玲春带着三个浓浓乡土味的中年人，办好手续，住下。三个人对郭玲春一口一个亲热的“姐姐”！

　　同事很奇怪：郭玲春从小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毕业后就到北京工作，从没有听说她在北方的乡下有亲戚呀。

　　那是1964年的冬天，郭玲春跟随文化部同事，从北京到山西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她被分到山西省昔阳县建都大队，吃住在村里最穷的一户。

　　这一户，是一个夫家姓王的大娘带着三个未成家的子女过活。郭玲春与大娘和大娘的女儿合睡一张炕，一起生活了近一年。

　　来这里之前，郭玲春以为全国人民都是有米饭吃的；来到这里之后，她脱胎换骨。

　　与村里从小就上山下田摸爬滚打的农妇村姑一样，郭玲春这个“洋小姐”、”洋学生”，瘦弱的身子每天要挑百把斤的重担。一天农活干下来，她的肩膀红肿了，磨破了，她不敢言语声张，伤口发炎流脓了，她还是硬扛着。

　　夜晚，她一言不吭地躺在床上忍着。大娘煮了绿豆汤，轻轻拍着她：“俺知道……俺孩受累了，俺孩受罪了。”郭玲春的泪水，夺眶而出！

　　到后来，郭玲春磨练到可以和村里的文盲妇女们一边捉衣服上的虱子，一边闲聊拉呱。

　　她与大娘一家，更是结下了亲人般的情谊。大娘的大儿子撮荣，是个老实的放羊娃，一个字不认识，郭玲春看着他风里来雨里去放牛放羊，十几岁的半大小伙子，连双鞋都从没穿过。撮荣和弟弟与这个大城市来的“姐姐”形影不离。

　　一年后，“四清”结束，郭玲春要回北京了，临走时，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把所有的随身物品，全部留给了这贫穷而善良的一家。

　　她说：回北京后，与大娘一家一直保持联系。过了几年，大娘来信，说家里穷，娶媳妇难，好不容易一个姑娘愿意嫁给老大撮荣，人家别的条件都没提，只想要一台缝纫机。大娘没有办法，只好向远在北京的郭玲春张了口。郭玲春四处托人，但还是没有搞到缝纫机票。

　　郭玲春不好意思对大娘交待！而自己又没有多余的钱寄点给大娘。慢慢地，她与大娘一家失去了联系。

　　2007年，郭玲春辗转通过山西省昔阳县公安局，打听大娘一家的消息。公安局电话里告诉她：大娘已经去世，那个老大王撮荣，打了一辈子光棍！

　　大娘后来患了糖尿病，去世时眼睛已瞎了。郭玲春追悔莫及：如果没有因为内疚而断了联系，也许能把大娘接到北京来看病，也许她就不会死得那么早、那么惨。

　　2008年元旦，郭玲春没有提前告诉他们，一下子出现在山西昔阳的那个小山村里。当年的放羊娃撮荣已是苍老的中年汉子，见到姐姐，惊喜坏了。

　　在那里，她与撮荣三兄妹一起过了个年，她把他们带到市里，给他们买了最好的鞋，在最好的饭店请他们吃饭。临走时老大撮荣说：“姐，我想去北京，看看！”

　　郭玲春回北京后就着手安排这事。她买好兄妹仨的来回车票，亲自到北京站接，走时再送到长途汽车站。前后整整八天。

　　她先是带着大弟撮荣去她事先预约的协和医院，看他半身不遂的病。看完病，她又带着兄妹仨游遍北京所有能走到的景点。

　　大弟腿脚已不好，她就亲自推着他坐轮椅，城楼、大会堂、北海公园、故宫、鸟巢、水立方……全程陪着。到第八天，七十多岁的郭玲春实在累不动了。

　　离开北京的那天，郭玲春又是大包小包买礼物，又是跑上跑下买站台票，又是一句句叮咛撮荣的弟弟：

　　“你要对你哥好，你哥可怜一辈子，一天书没念，从小放羊劳动，你才能读了初中。

　　我看他现在在你家里，是看你媳妇脸色行事的，连块猪头肉都不敢夹到碗里。你自己，也不要再到矿里下井了im体育，太危险，家里钱紧张，我寄……”

　　候车的其他旅客，迷惑地看着这三个农民和一个气质完全不同的老太太家长里短说不完的话，问他们：“她是你们什么人？“

　　郭玲春在北京遥对着山西方向哭了一场，给他的外甥女寄去钱，交待：代我买瓶酒，洒在他墓前，做个花圈，写上：“撮荣，姐想你！”

　　这些，也许与郭玲春出色的新闻事业生涯没有直接关联，但我还是含泪把它写进这篇文章。

　　一个记者之所以优秀，不止是因为有高超的写作技巧，不止是因为有敏锐的新闻触觉，不止是因为才华和勤奋。

　　更是因为他（她）真正脚踏在这片古老、苦难的热土上，是因为他（她）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赤子之情，就像肩上那条条磨痕，渗进了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