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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学术动态】 国际主流学术与中国历史现实：中国经济史理论的创新——李伯重教授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2017年12月，经过海选提名、专家推荐、学者票选及21位专家会议评审等程序，在确保全程实名制,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历经学术共同体的严格评审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等5部作品荣获华东师范大学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以下是李伯重教授在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非常荣幸im体育，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些我在研究方面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是与获奖这本书有关的。

　　我的职业生涯可能和科技大学有缘：我先后在清华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这些著名的科技大学教书，而在这些学校里，上课、讲演都用PPT，我也受到熏陶，养成了PPT依赖症，不用PPT就不能讲话。所以为今天的讲演，我也做了PPT。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一）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二）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三）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理论：国际主流学术与中国历史现实的结合。下面，我就依序陈述。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ass Flourishing：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一书中说：“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该书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第一节即以《创新、活力与增长》为标题，并说：“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

　　我们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创新。总体来说，我们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即使在科技上，也还处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自己真正的创新还不多。费尔普斯引用了德国十九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名著《19世纪数学发展讲义》（Vorlesung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k im 19）中的一段话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产率的秘密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掌握新规律，从而取得新结果、建立新关联。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从这个角度看，对数学研究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以直觉而非严密证明而著称的人”。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必须要依靠创新。那么人文学科又如何呢？

　　我从事史学研究。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特别是我们中国，从先秦到今天，史学一直连绵不断。为什么这个学科能够存在几千年，就在于它在不断创新。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谈到史学危机的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的发展，静止等于死亡”。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希尔（Christopher Hill）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 由于史学需要不断重写，所以也需要不断创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 国际史坛上“新史学”运动连绵不断。从19世纪中后期兰克（Leopold von Ranke）提出的“科学化历史”（Scientific History），到20世纪初期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提出的“新史学”（new history），再到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每一波“新史学”，都认为现有史学有重大缺陷，必须改进，必须进行“史学革命”。在中国近代，自二十世纪伊始以来，“新史学”运动也连续不断，这个口号的是梁启超在1903年第一次提出的。接下去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兴起（见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以后又是新中国的“革命史学”（但是到了1958年的“史学革命”后走偏了，成为阶级斗争史学，“文革”中更发展为影射史学）。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海峡两岸都出现了新一波的“新史学” 。台湾《新史学》杂志于1990年问世，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办的《新史学》集刊也于2007年创刊。到了本世纪，更新的“新史学”仍然不断出现，比如全球史、加州学派、华南学派、新清史等，表现了在不同领域中的历史学家希望创新的意念和努力。“新史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大家深有同感：现在的史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过去的最好解释，所以必须改进。

　　刚才我在获奖感言中提到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的一段话，他的原话是：“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由于这种情况，“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历史学家要使这个学科获得生存发展，使这个学科成为受到社会的敬重，就一定要创新。在我的研究专业经济史中，凯恩斯和哈耶克都说得更清楚：新创意是经济史的推动力。

　　什么叫创新？凯恩斯有一句名言：“主宰这个世界的是思想而非其他”。创新首先就是思想的创新，所以费尔普斯说：“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

　　在西方，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被称为“创新之父”。他和凯恩斯被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上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根据熊彼特的说法，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满足社会新的需求。熊彼特的这个理念，也适用于史学的创新。史学中的创新，包括史料、方法和理论的创新。史学和文学、哲学不同，史学研究必须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史料方面，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史料革命包括“文献资料爆炸”和多元史料体系，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史料的N倍。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以称为“新史料”。这些新史料的大量出现和继续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历史面相。

　　除了新史料，还有新方法和新理论。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里倡导史学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史学 “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因此“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何兹全先生也强调：“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领域里应该起领先地位的作用”。然而，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在历史研究中，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既然没有亘古不变的方法，当然也就不会有亘古不变的理论。

　　要创新，就要使用新方法、新理论。这些新方法和新理论从哪里来呢？一个人不可能关在房间里自己拍拍脑袋就想出来。费尔普斯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用鲁滨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者”。真正的创新，必须以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财富为基础。

　　学术没有国界，不管是谁创造出来的，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主流学术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要预防另外一个趋向，即所谓的“义和团心态”。只有充分利用全人类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知识，才能够创新。

　　我是做中国经济史的。中国过去只有食货学，没有经济史学。中国的经济史学是1903年以后才有的，，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经济史学所依赖的学术基础，不管是西方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外来的。因此中国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国际学术潮流变化的重大影响。只有进入国际主流学术，才能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应当强调：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地“科学化”，而真正的科学化意味着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于国际主流学术具有这种两重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充分运用其合理部分，同时对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

　　我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1949—1979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接下来的近四十年（1979—今）中，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1980年代，中国学者对前三十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大潮。最近，许多学者提出要对1979年以来的四十年进行反思。首先提出这个口号的是科学家。清华大学的副校长施一公就大声疾呼：“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和变革”，就“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因此，进行反思是时代给我们的要求。

　　著名经济学家柏金斯（Dwight Perkins）说：“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是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

　　这个经济奇迹当然不会凭空发生，而只能在中国过去留给我们的基础上发生。我们过去看中国近代经济的变化历史，主要用的是“冲击-回应”模式。这个费正清提出的模式，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看法。根据这个看法，在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经济是“传统经济”，不可能出现近代转型。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会做出“回应”，从而走向近代经济。吴承明先生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多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也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近代化，寄望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主要在美国，随着发展经济学的流行，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Traditional equilibrium）的理论，‘高度平衡制约’（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实际是停滞论的翻版。因‘平衡’失去内部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只有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到来了”。这个理论当然不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在过去几十年中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应当说是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两个理论是重要的创新，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

　　把近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经济一概视为“传统经济”是出于一种对于近代经济转型的过时认识。过去人们通常把近代经济理解为工业革命之后的那种经济，而工业革命则被视为一个18世纪突然发生的历史现象。因此近代经济转型，就是近代工业化。经过近代工业化，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为新的工业社会。然而，较新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并非一个局限于某一时期中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现象。奇波拉（Carlo M. Cipolla）认为：工业革命乃是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布罗代尔则将工业革命称为二重奏：英国工业革命“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同时演奏”；“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

　　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发展，在西方有不同的说法，如中世纪工业革命、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等等。这些理论也被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但都有缺陷。我针对其缺陷和明清江南（即长江三角洲）的事实，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即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理论，也就是获奖的这本书的题目。

　　从早期工业化理论出发，近代经济转型包括两个阶段，即工业革命前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工业革命后的近代工业化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上，经济发展动力不同，结果也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具有若干共同的经济现代性（economic modernity），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

　　早期工业化导致的经济是什么经济呢？在西方，第一个成功的近代经济是荷兰。经济史学家德·弗理士（De Vries）和范·德·伍德（van der Woude）在其《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坚持，1500-1815》（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中提出，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出现近代经济，而荷兰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尽管这个近代经济是“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依然继续依靠前近代的、农村/农业的技术”。

　　我在早期工业化研究的基础上，花了八年时间写了《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在这本书里，我对上海松江地区在1820年代的GDP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我和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合写了一篇19世纪江南和荷兰的GDP的文章，得出结论是近代早期江南和荷兰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相似性。我认为：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说法把1500-1815年的荷兰经济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同时期的江南经济也同样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而且，虽然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的经济都已是“近代经济”，但都未能自行发生工业革命。江南与荷兰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在19世纪都被其临近的岛国日本和英国所取代。

　　江南长期而且成功的早期工业化，使得江南比其他地区具有一种特别的优势，从而为近代工业化做了更好的准备。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自十九世纪后期近代技术与制度从西方传入后，江南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表现得比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地区得更好。尽管江南自己没有出现自发的工业革命，但是它长期而且成功的早期工业化，使得江南比其他地区具有一种特别的优势，从而为库兹涅佐成长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化做了更好的准备。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自十九世纪后期近代技术与制度从西方传入后，江南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表现得比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地区得更好，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西方进入中国之后迫使清朝五口通商，香港更被英国直接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但直到1950年以前，一直仍然是一个经济上并不太重要的商业港口。而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一旦西方的技术、制度进入之后，迅速地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江南具有几个世纪的早期工业化的经历。

　　不仅如此，江南早期工业化留下的遗产，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也至为重要。柏金斯（Dwight Perkins）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过去为今天提供了“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 (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话来说，就是“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江南又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个奇迹怎么产生的？如果没有像早期工业化这样一个能够适用于江南经济史的理论，就很难解释。所以，尽量使用国际学界提供的学术资源，同时认真地考虑中国的历史现实，我们才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只要这个理论合理，国际学界也会接受。我这本书出版后，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专门发表了一篇书评，说：“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李伯重先生一直致力于鼓励中国学者认真研究那些被西方学者所推崇、而与中国大陆学界本身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范式。他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提出的观点……与过去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说法形成了对照”。换言之，这对于国际中国学来说，也是一个创新，这个创新改进了国际学界改进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因此对国际经济史学的进步也会有所帮助。